黄雪媛：回到词语的家园——“回归”诗人希尔德·多敏

一

二〇〇六年秋，我在德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偶遇一部名叫《故乡》的德语作家诗文集，一片《移动的风景》闯进我的视野：

你本可以离开

却像一棵树：

扎根于大地，

仿佛我们静止，只有风景移动。

你必须屏住呼吸，

直到风渐渐停息，

直至陌生的空气将我们包围，

直至光与影，

蓝与绿的游戏，

重现旧日情景，

恰似回到家中，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坐下，彼此依偎，

就像倚靠着

母亲的墓碑。（作者译，下同）

这首短诗包含了双重的丧失——失去故乡、失去亲人。故国渺邈，追思缠绵，结尾处“母亲的墓碑”却并未给人荒凉孤寂的感觉，它支撑起一具疲惫虚弱的身体，也为灵魂提供了终极归宿：母子之间拥有原始深沉的生命链接，人脱胎于母体，最终也将回到母亲与大地的怀抱。整首诗分泌着细密的痛楚，但流动的光影和蓝绿的色彩缓解了哀恸，读它的人也最终落入安宁的氛围。这便是我与德国犹太裔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1909-2006）的“人生初见”。《移动的风景》是多敏最早的诗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作之一。多敏像一个猎手，把我轻轻捕入她的诗语世界。我开始读她的诗作，并探寻她近一个世纪的生涯经历。

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1909-2006）

我发现，这位被迫流亡二十二年的女诗人兼具鸽子、铃鹿与母狮的特质。晚年的多敏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脸仍然保留着少女的俏皮和明亮。一九八八年，多敏挚爱的丈夫欧文·瓦尔特·帕姆（Erwin Walter Palm）去世，在此后十七年的独居生活中，多敏依然每天在早餐桌上为自己摆上一朵玫瑰。是什么使她在历经沧桑后依然从容优雅，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爱与信念？多敏在与为她作传的友人伊尔卡·沙伊德根（Ilka Scheidgen）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是在科隆，在里尔街。我的父母给予了我信任感，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原始信任，而我从中汲取了依然坚持下去的力量。”

一九〇九年，多敏出生在科隆，本名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Hildegard Löwenstein）。父亲是一名律师，严谨而理性，对子女的教育宽严并济。母亲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性格活泼，喜欢在家中举办音乐沙龙，家里总是宾客盈门，欢声笑语。在多敏的记忆里，拥有十一个房间的科隆老宅是衣食无忧、充满信任的安乐窝。童年和少女时期获得的安全感是多敏一生的精神财富，护佑她战胜成年遭遇的流离失所和心理危机。

从科隆女子文理高中毕业后，多敏在海德堡、科隆、柏林学习法律，之后攻读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一九三一年，多敏结识了古典考古学与语文学专业的帕姆，随后和他一起移居意大利，在罗马和佛罗伦萨继续学业。一九三五年，多敏在佛罗伦萨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六年与帕姆成婚。婚后的多敏与那个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充当起丈夫的学术助理和生活管家。在德语之外，多敏也精通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她能够像“换衣服一样熟练地切换语言”。

一九三九年，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已经没有多敏夫妇的容身之地，他们流亡到了英国。随着二战爆发，身为犹太德国人的多敏夫妇在英国的安全也岌岌可危。次年六月，夫妇俩躲藏在一条蒸汽船的最下面一层船舱，经过六个星期危险重重的旅途，跨越大西洋，最终落脚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架小型水上飞机把他们带到了岛上，两个年轻人拎着少得可怜的行李，站在比他们个子还高的一片甘蔗地里。现在，他们已经逃到了世界尽头，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按多敏的话来说，从此可抱有“谨慎的希望”。

多敏夫妇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生活了十四年。此地说西班牙语，到处生长着香蕉树、椰子树，见不到落叶乔木和针叶林。同一时期，流亡加利福尼亚的布莱希特在诗中念叨家乡奥格斯堡的李树、冷杉和接骨木，而多敏诗歌的“植物图志”则到处是榆树、苹果树、巴丹杏、橄榄树的身影。

我躺在

你的臂弯里，亲爱的，

像杏仁核躺在杏仁里，

告诉我：我们的巴丹杏

如今在何处？（《我们的巴丹杏在何处？》）

在美洲的岁月里，多敏夫妇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帕姆不久后就在圣多明各大学得到了一份固定的教职，从事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一九四八年，多敏也获得了一份在大学教授德语的工作。夫妇俩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常常与朋友们聚餐与出游，当地人对他们也充满善意。然而，一九五一年，母亲在英国去世导致多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甚至濒临自杀的边缘。长年的流亡和避难生活并没有压垮她，母亲的死却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突然之间，把痛苦写下来的欲望从胸中喷薄而出，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写诗拯救了她。多敏形容自己之前的岁月是为第二次生命所做的“准备”。“那个叫多敏的人，是在我开始写诗以后才有的。”于是，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诞生了。作为双重无根的孤独者，她用岛屿的名字重新命名自己，并这样描绘自己的“第二次出生”：

我，H.D.，出奇地年轻。我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来到这个世界。像每个人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德国，尽管德语是我的母语。这里说的是西班牙语，房子前的花园里种满了椰子树。确切地说，有十一棵椰子树。都是雄性椰子树，所以没有果实。我出生时，父母都已去世。我的母亲几周前刚去世。当我，希尔德·多敏，睁开哭红的眼睛，在位于世界边缘的房子里，那里生长着胡椒、甘蔗和芒果树，但玫瑰却难以生长，苹果、小麦、桦树根本无法生长，我孤苦伶仃，流离失所，我站起身，走向家园，走向词语。

与同时代成名较早的保罗·策兰（Paul Celan）、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罗莎·奥斯兰德(Rosa Ausländer)、玛莎·卡莱珂(Mascha Kaléko)等犹太裔德语诗人不同，多敏四十二岁才开始写诗，五十岁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1959)。

我在空中布置一个房间，

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

我的床铺安在感觉的秋千

像风中鸟巢

在最远的梢尖。

我买下一条羊毛毯

它拥有最柔顺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闪亮的云朵，漂移在

坚实的大地上。

我闭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亲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细沙

倾听夜里的马厩

门闩插上的声响。

但我却躺在羽毛中，

颤悠在高高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难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为支撑。（《只有一朵玫瑰支撑》）

多敏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布置起来的房间悬于高空，与马拉美“诗歌是最偏远的建筑”和策兰的“绝无之境”形成诗学地形上的对照。这是一个构筑在蓝色太平洋岛屿上空的“德语居所”，唯有在此处，她“不可驱逐”，能拥有自由和安宁。多敏在空中抓到的“玫瑰”不再是爱情的象征物，而是一个人在危机处境里仍然抱持的信念，一种向死而生、以写作抵抗死亡的决断。“在一切都被证明为可以失去之后……语言是最后的避难所。” 从此，多敏用她纤细的手指在空中搭建词语的“金色之城”和“乌有之乡”。唯有在词语中，故乡的苹果树才能与异乡的芒果树并排而立，羊羔与狼群和平相处，人类之间的游戏才能重新开局。

《只有一朵玫瑰支撑》（[德]希尔德·多敏著，黄雪媛译）

二

二〇〇六年，多敏去世，德国各大媒体纷纷发文悼念，德国的两所中学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德国考夫曼出版社同年推出一部《多敏传》，以“依然如故的诗人”（Dichterin des Dennoch）为副标题。德语副词“Dennoch”包含了百折千回后的信念：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生命的奇迹。

不要坠入疲倦

而是为奇迹

轻轻地

递出你的手

像迎接一只鸟。（《不要坠入疲倦》）

这首小诗具有的魔力，让僵硬的手掌变得柔软，幽暗的心灵重燃希望的灯火。多敏的诗歌使用简单朴素的语词和短句，几乎不施技巧，却具有一种让人过目难忘的“简洁的完美”。多敏善于化沉重为轻盈，从幽暗里汲取光明。她偏爱那些轻盈优美的意象：玫瑰的花瓣，蝴蝶的翅膀，鸽子的软羽，风中的鸟巢……希尔德·多敏为战后德语诗歌的枯冷荒野增添了一种温柔澄明的音色。

我们的枕头潮湿一片

那是纷乱梦境的

泪水。

但是，从我们空荡

而无助的手中

鸽子再一次起飞。（《勇气歌》）

在二十世纪德语文学史中，希尔德·多敏被归类为“流亡文学代表”。多敏前期的诗作大都与流亡经验相关。流亡是人类状况的极端体验。在流亡生活中，一个人必须不断承受外在的无家可归，还需对抗内心的孤绝处境。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文章《流亡经历》里，多敏描述流亡的过程：“这是将一个人从其正常生活的背景中剔除，且这一剔除是暴力且非自愿的。”在长篇代表诗作《被击中者》的开篇，多敏描述被连根拔起的断裂感和失效感：

被击中者

将被清除

如同被一架大型起重机挖出

再倒入一个

失效之地

那里没有道路

从昨天通往明天

多敏在一九六六年写给友人奈莉·萨克斯（德国犹太裔诗人，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公开信中阐明了语言之于她的意义：

当一个人遭到驱逐和迫害，被排除在一个共同体之外，在绝望中，他抓住了语言，他让语言复活，更新，让这种既属于他，同时又属于迫害者的语言变得生动。在所有流亡者中，因种族仇恨而被迫流亡的人是最为不幸，最被否定的一群。而恰恰在遭遇迫害，被迫流亡，也许甚至被杀害，他的语言已在为回归作着准备，为了回归到迫害者的生活中心，也就是进入他们的语言。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可剥夺的公民权，仿佛他本就可以留守在家中。

一九五四年，多敏夫妇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德国故乡。“我在那座种植着巴丹杏树的城市跳上了一列火车。我的父母坐在月台上。我走过他们身边，我们并未交谈。毕竟，他们也没有葬在德国。”一九六〇年，帕姆得到海德堡大学的稳定教职，第二年，多敏夫妇正式定居海德堡。一九七一年，多敏获得梅尔斯堡德罗斯特文学奖（Meersbuger Droste-Preis），多敏的友人、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把多敏明确定义为“回归的诗人”（die Dichterin der Rückkehr），阴性定冠词“die”表明多敏作为回归诗人的专属性和特殊性。伽达默尔指出了多敏回到德国故土这一事实与她诗歌创作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并引用多敏本人对于流亡与回归的看法：“确实，对我而言，回归比流亡更为重要。”伽达默尔进一步阐释了“回归”超越个体的意义：“回归不仅仅包含了一位流亡者勇敢而充满冒险的行动，流亡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丧失与告别、异乡与远方、漂泊与暂居、友谊和爱情等经历的总和……她的诗作在谈论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或必须学会什么是回归……希尔德·多敏的诗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什么是诗歌。谁若能与她共同认识到回归的意义，就会突然明白，诗总是回归—回归到语言中。”多敏的回归使多年前那句“站起身，走向家园，走向词语”终于尘埃落定，词语真正回到了它们的故土家园。

我的脚惊讶地发现

在它们旁边

走动着别的脚，

那些脚也吃惊不小。

我，赤足前行的我

没有留下痕迹

我总是注意人们脚上的鞋子。

路却和我

羞涩的双足

欢庆着

重逢。

在童年的屋子旁

在二月的天气里，

那棵巴丹杏树开花了。

我曾梦到过

杏花绽放。（《归来》）

三

多敏一九六七年发表了诗学论著《今日诗歌何为？》（Wozu Lyrik heute?），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诗学著作之一。在这部论战著作中，多敏为诗歌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扭转了当时针对文学是一种逃避的指责。受过哲学和政治学系统训练的多敏用生动明晰的语言重新诠释了诗歌的作用和必要性。诗歌对她而言是“有意识的暂停”之地，是“自由的瞬间”，也是一个重生之地，它使个体得以从“孤独的群体”中重新浮现，重新体验到作为自由个体的自我。在多敏诸多细腻动人的情诗中，人称代词“你”“我”“我们”将其他人排除在私密的情感空间之外。回归德国之后的多敏变得更强大，更能同情他人的痛苦，她关注不幸的人和遭遇不公的人，“你”“我”“我们”变成了包容所有人的称呼，摆脱了私人叙事的狭窄和感伤。

自由这个词

我要把你磨糙

我要用玻璃碎片填充你

让人说起你，舌头就变得沉重

让你不再是任人嬉戏的球（《我要你》）

多敏的诗歌书写乡愁与爱情，也绝不回避苦难和不公，她坚持用细微而清晰的“vox clamas”（拉丁语，“呼号之声”或“呼喊之声”）呼唤人性的良善和勇气，呼唤那些“可被唤醒者”。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

能说出正确的名字

没有畏惧

用小小的声音

彼此呼唤

用小小的声音

叫响吞噬的兽

仅用我们的呼吸（《救救我们》）

如果说，多敏第一部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的题词具有超验主义的气息：“我的脚踏入半空，于是，空气承载”，那么在出版第三部诗集《此地》（1964）之际，她已经牢牢站在了故国大地上。该诗集的题词引用了十五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一句话：“仰头挺胸是人的标志。”同时，多敏不隐瞒创伤，不故作坚强，她的脆弱敏感与勇敢坚韧是一体两面，她从未试图掩盖其中一面。

你得和果树谈谈。

创造一门新的语言，

樱花的语言，

苹果花的语言，

粉红的，白色的话语，

风将它们悄悄地带走。

去向果树倾诉

若你遭遇不公。

学会沉默

在那粉红的和洁白的语言中。（《语言学》）

《语言学》这首诗第一小节只有一个诗句“你得和果树谈谈”。祈使句昭示了行动的决心，显然具有语言学家J. 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所指称的“施行话语”的特征——一种既召唤行动又能构成行动的语言，也是爱默生在《论诗人》中所说的“语言也是行动”。第二小节关乎“怎么谈”，为此需要创造“一门新的语言”。果树与花朵的话语之所以值得信任，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人的意志和暴力之外，这门 “语言学”有其庞大细密的词汇，按照精密有序的语法规则永恒运转着，涌动着无穷的力量和新意。人需要聆听和学习大自然的“语言学”，来矫正自身既傲慢又脆弱的语言系统。第三诗节把“必须谈谈”柔化为“倾诉”的姿态，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遭遇重大创伤后，寻求自我疗愈的途径之一便是“倾诉”。多敏指明的倾诉对象既不是法庭，也不是同类，而是“果树”。超出人类想象和承受极限的“不公”无法再依赖人类的语言得以消化，只能转而寻求自然生物带来的慰藉。诗歌最后一节包含了沉默与言说的辩证法，沉默阻断了人类语言的喧嚣，同时又催发大自然的语言魔力。

法国诗人瓦莱里在《年轻的命运女神》中提到“沉默是诗歌的奇特来源”；德国诗歌评论家胡戈·弗里德里希在其经典诗论著作《诗歌的结构》中详述了沉默对于诗歌的意义：诗歌是“一种言说中的沉默”（Schweigen im Sprechen）。在另一首《更美的》的短诗中，多敏用一句“更美的，是我不会写下的诗”带领我们返回沉默之地。在那里，人的语言又一次失去了效用。我们必须屏息静气，才能感受和幸福相关的图像和声音。“无言之言”最接近诗：

更美的是关于幸福的诗。

好比花朵比催它开放的花茎更美，

更美的是关于幸福的诗。

好比鸟儿比鸟蛋更美

也好比灯亮的时候很美

更美的是幸福。

更美的是我不会写下的诗。

这首诗包含了宽广而深刻的时间经验和生命体验。寻常事物被一个灵巧之人的手重新安排，在出其不意的比较与柔和的循环中，展现出事物“更美的”面目和姿态，这美就像水波和烛光一样荡漾开来，发出意味深长的低吟。而在诗歌的表层，诗人专注于描绘更美的具体事物：花朵，灯光，鸟儿。而“幸福”不可描述，它如同一头警惕的小鹿，极难被捕捉；“更美的”是那些不会写下的诗，总是超过写下的那些。语言既强大也无力，在它的可能性边界之外，是一片活跃的沉默；诗歌把词语展现到极致，同时藏匿或遮蔽了另一些词语。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诗集《此地》的卷首，多敏用一首短诗定义了她心中的抒情诗：“非词”隐藏在词语的缝隙里，拉伸在“词与词之间”。

“非词”（Nichtwort）是多敏的发明，这个妙不可言的说法呼应了德国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所主张的文本“空白”（Leerstelle）和“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古典美学的“留白”，以及鲁迅那句“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多敏的诗学观念与中国古典诗学和中式审美心理确有共通之处：在意的是“点到为止”的灵犀，“欲说还休”的克制。多敏使用“非特定的精确性”（unspezifische Genauigkeit）这一概念进一步表明她的诗学立场，这种精确性“存在于省略和节制的艺术之中，它使词语未完成和未被照亮的一面得以共鸣。一首诗由此获得了感染力”。

四

多敏的后半生诗才绵延不绝，风景变幻。第一部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之后，她又陆续出版了《归船》（1962）、《此地》(1964)、《洞穴画像》 (1968)、《我要你》(1970)、《树依然开花》(1999)五部诗集。除诗歌外，多敏还著有一部长篇小说《第二个天堂》、多部散文集以及文艺评论。多敏在后半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获得了海涅文学奖、里尔克文学奖、奈莉·萨克斯文学奖和梅尔斯堡德罗斯特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间，多敏成为著名的“法兰克福诗学讲座”的主讲人，以“诗歌作为自由的瞬间”为题举办了系列讲座；晚年的多敏被授予海德堡市荣誉市民称号，遥远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为多敏颁发了杰出成就勋章。

诗人多敏

直至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多敏仍活跃在德国各个城市的作品朗诵会上，多敏把诗歌诵读会看作是生命活力的源泉，也是她作为诗人的公众使命。多敏把一首诗比喻为一个凝冻的瞬间，每个读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它流动起来，带它进入此处和当下。多敏的嗓音明亮、清晰而坚定。“朗诵使我走向可呼唤的人，每一首诗都蕴藏着呼唤。”她朗读时有一个习惯，每首诗都会读两遍，听众通过第二次倾听，拥有更多时间领悟诗句背后不易显现的意义。迄今为止，多敏的诗作已译为二十多种语言，人们喜爱她的诗，也许恰恰是因为她简单干净的词语散发着“人的气息”。在一首题为《阅读巴勃罗·聂鲁达》的短诗中，多敏写道：

你简单的词

你纯粹的词

就像我

简单的词

散发着人的气息。

多敏曾写下誓言，“和语言手牵手，直至尽头”。在我看来，多敏做到了知行合一，把自己活成一首恒久之诗。她轻盈的诗行总是带着分量，做到了词语之轻与生命之重的平衡。美国当代女诗人、散文家和诗歌评论家简·赫斯菲尔德在其诗论著作《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提到诗歌的作用：“诗歌无需扭转悲伤，也无需推翻和重铸历史；诗歌只需去感动和改变。”（杨东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多敏已经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诗人的道德使命。在《我何其无用》这首诗的最后两节，诗人谦逊地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行过 ——

但也许我留下了自己

细小的声音，

留下了我的笑和我的泪

还有一小张纸上

黄昏树的问候

在经过的一刻，

无意间，我

点亮了路边

一盏或两盏

心的灯火。

多敏用自己的生命勇气和热情点亮的“心的灯火”何止一盏两盏，她也点亮了我这个异国读者内心深处的温柔之灯。二〇二四年夏天，我完成了多敏诗选的翻译，托付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多敏将拥有一个汉语的居所。“请为我造一座房屋”，多敏曾在一首诗中请求，我想，我以我的方式响应了她的召唤，这使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