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2日，被称为法国“视听警察”的“视听及数字通讯监管委员会”（Arcom）正式宣布，不再延长两个电视频道——C8和NRJ12——在“地面数字电视”（TNT）平台的转播权限。2025年2月19日，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了两家电视台的上诉。这意味着法律障碍最终消除，Arcom的决定确定得以执行。从3月1日起，这两个频道从法国家庭的电视屏幕上消失。
乍看上去，这是一桩平平无奇的业界新闻，尤其是在电视开机率“断崖式”下跌的中文世界，甚至显出一股“古早”气息——放在信息爆炸的移动互联网年代，谁会在乎一个电视频道的消亡呢？
然而，正是围绕这样一桩“古早”新闻，法国舆论的漩涡在数月时间里不断翻腾。来自右翼和极右翼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国民联盟”议会党团主席玛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称这一决定是“可怕的倒退”，“对多元主义和观点自由造成了严重威胁”，并谴责监管机构是“思想单一的阿亚图拉（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该党党魁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更声称：“左翼审查制度获胜的地方，民主就会熄灭。”右翼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人物也指责监管机构“使观众丧失了表达的空间”、“嘲弄法国人民的意愿”。还有声音怀疑此举是爱丽舍宫秘书长背后搞鬼，连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出面表态称，相关决定并没有“政治考量”——虽然在反对者眼中，这番表态更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右翼和极右翼之所以大动肝火，是因为监管机构此次“落铡”惩处的对象之一C8频道（以及属于同一媒体集团、同样劣迹斑斑但未被“下架”的新闻频道CNews），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它们的价值观念，也是它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声渠道。近年来法国媒体生态的保守化、右翼化，乃至某种程度的“特朗普化”，最明显地体现在这两家频道上。
这是法国第一次出现因为节目内容而导致电视频道被“下架”。但它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此前多年来积累矛盾的一次爆发。它仿佛政治和社会肌体上的一处脓疮，挤破并不意味着治疗，反而暴露出肌体内部的更大病灶。但无论如何，挤破脓疮是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民主机制自我保全、自我修正的必经之路。
明星主持人破口大骂嘉宾
严格说来，法国监管机构并没有勒令这两家电视台关闭，也没有吊销其执照，只是不再延长它们在TNT平台的播出许可。如果频道愿意，它们仍然可以正常制作节目，并且通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但对于当前的法国电视生态来说，上不了覆盖了97%观众的TNT平台，广告收入就会大幅下降，导致频道无法维持良性运转。打个略显暗黑的比方来说，在一场绞刑中，让频道窒息的是媒体世界的重力法则；而监管方所扮演的，则是那个踢翻凳子的角色。
在两个频道中，NRJ12被驱逐，更多出于专业水准和经济原因：Arcom认为该频道的原创节目太少、电视购物节目太多（每年时长超过1000小时，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3小时电视购物节目）、收视率下滑严重、但对广告收入预期又过于乐观……简而言之，有占据公共资源的“水货”嫌疑。
相比之下，C8频道的问题则更加严重。据统计，从2016年以来，C8频道在不到十年间已经有27起违规事件，累计被罚款760万欧元，而这些麻烦基本上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该频道的明星主持人兼制作人西里尔·阿努纳（Cyril Hanouna）和他名下的多个栏目。这位50岁的突尼斯裔主持人以娱乐节目起家，近年来逐渐涉足社会与政治话题，尤其是“别碰我的电视机”（Touche pas à mon poste）已经成为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王牌栏目。
在一连串违规事件中，最出格、也最为众所周知的一起，发生在2022年11月10日，当时来自极左派政党“不屈的法兰西”（LFI）的议员博亚尔（Louis Boyard）做客“别碰我的电视机”栏目，批评巨富们是靠剥削法国和非洲才发家致富，作为例证，还点了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罗雷（Vincent Bolloré）的名，提及他在喀麦隆的生意。这番言论让主持人阿努纳大为光火，后者当场发飙，不仅打断了博亚尔的发言，还骂他是“白痴、小丑、废物”，甚至是“一坨屎”，并且嘲讽称，作为这档节目的嘉宾，博亚尔也一样在拿博罗雷的钱。
在法国的电视辩论节目中，相互驳难甚至翻脸发飙的场面司空见惯，但像阿努纳这样，作为主持人当着镜头破口大骂一个嘉宾，仍然让人咋舌。因为这几句咆哮，C8频道在事发3个月后被Arcom罚款350万欧元（也是该机构迄今为止最大一桩单笔罚款），同时阿努纳个人也被博亚尔告上法院，被判向后者支付4000欧元赔偿金。
阿努纳大发雷霆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C8频道属于法国著名的Canal+媒体集团的一员，而这个媒体集团的母公司是维旺迪（Vivendi），后者的老板正是博罗雷本人（同时兼任两家公司的监事会主席）。换句话说，眼看请来的嘉宾上门来砸老板的场子，阿努纳“护主心切”，口不择言。另一方面，阿努纳从无厘头的娱乐节目发迹，对嘉宾口无遮拦是他的一贯风格，但这一次博亚尔的身份多少有些特殊，因为议员作为“民选代表”，享有一份额外受尊重、受保护的光环，因此这次受辱在政界也激起了更大的反弹。
Canal+集团不甘示弱
2024年12月6日，就在Arcom作出决定不延长C8频道转播权限的几天之前，Canal+集团宣布，从2025年6月起，该集团旗下四个主力频道将从TNT平台撤出。相关声明列举了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动机：一是“财政和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即政府计划增加对该集团的课税负担；二是C8频道可能被逐出TNT平台，而这会“严重破坏该集团在TNT平台上的业务”。
在Canal+集团作出这一表态时，事态走向已经很明显，C8频道的命运基本上板上钉钉。而“全面撤出”的决定，意味着该集团（以及背后的真正话事人）不仅不认可Arcom对C8频道的处理，而且用这种另起炉灶的方式，对监管措施发起反击。
不过，Canal+集团敢于“掀翻牌桌”，并不是完全出于意气用事，更大的考量背景是商业模式的转型。近年来，流媒体平台Netflix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崛起，为同业竞争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前者的启发下，Canal+集团如今已经不甘于成为TNT平台上普通的内容提供者，它的战略愿景是将自身“平台化”。换句话说，它不满足于再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入驻商家”，而要自己单独开设一家商场，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如今在Canal+的首页上，已经开宗明义地声称自己“不再只是一个电视频道，而是一个内容平台”。C8频道被逐出TNT平台，也恰恰为整个Canal+集团抽身而退、同TNT平台“脱钩”提供了一个契机。
这种分庭抗礼、另起炉灶的做法，同时对政府监管提出了重大挑战。尽管Canal+集团的“平台化”战略成功后，仍然不会完全摆脱现有监管体系，但面对一个已经脱离传统平台的玩家，Arcom无疑将面对更加棘手的难题。
媒体大鳄的阴影
相比媒体集团自身的战略转型，其政治上的野心则更加令人忧心。
如前所述，C8频道隶属于Canal+集团，而该集团背后的老板是坐拥百亿欧元身家的超级富豪博罗雷。以2014年6月接管Canal+母公司维旺迪的控制权为标志，近十年间，博罗雷将触手伸向传媒业的几乎各个领域，如今不仅拥有多个电视频道，而且拥有广播电台（Europe 1和RFM）、纸媒（《星期日报》、《巴黎竞赛画报》、多份娱乐及财经杂志）、出版商Hachette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而他本人作为立场极端保守的媒体“大鳄”，利用其手中掌控的各大媒体平台为右派乃至极右派造势，也在整个公共舆论空间投下越来越浓重的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获得TNT平台续约的其他电视频道中，法国家喻户晓的新闻频道CNews赫然在列。但实际上，从Arcom近年来的监管动作来看，CNews堪称是和C8齐名的两大“刺头”，以2024年为例，Arcom实质性的动作（警告、催告和罚款）当中，针对C8有7次，而针对CNews多达9次。
这种局面不是偶然形成的。C8和CNews频道是博罗雷媒体帝国中的两枚重要棋子，也是这位富豪对媒体进行“深右化”乃至“极右化”改造的最显著成果。
2016年博罗雷收购I-Télé后，在这个老牌新闻频道内部引发法国视听媒体行业罕见的大罢工和出走潮，但最终未能阻止金钱的力量。随后I-Télé被更名为CNews，从编辑方针到嘉宾选择，都显著地右转。2022年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极右派人物泽穆尔（Éric Zemmour），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CNews提供的发言平台。而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作为整个欧盟协调行动的一部分，Arcom撤销了“今日俄罗斯”（RT）和卫星通讯社（Sputnik）法语频道的转播许可，而CNews却收编了原“今日俄罗斯”法国版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效力。以近年来的违规数量而论，CNews频道同样配得上被逐出TNT平台。但麻烦在于，在政治立场极化和金钱力量推动的作用下，CNews如今已经跃升为法国第一大新闻频道，因此监管部门下手时，也难免投鼠忌器。
另一方面，在C8频道上，尽管所有人都清楚阿努纳惹了多少麻烦，但这位明星主持人和它的王牌栏目，却是提升收视率的利器。以“别碰我的电视机”为代表的一系列节目，尤其受到年轻人和中下阶层的青睐。Canal+集团声称，C8每天拥有900万“累计观众”（观看超过十秒即计入），是“TNT平台第一大频道”。而根据测评公司Médiamétrie的数据，C8频道在今年1月份的收视率达到3.1%，是法国第六大电视频道。在很大程度上，阿努纳就是C8频道的半壁江山。而博罗雷家族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在2000年代初就和阿努纳建立了亦公亦私的友谊，并在收购Canal+集团时承诺斥巨资支持阿努纳制作节目，由此后者获得了不可撼动的特殊地位。如今，即便C8频道被迫关闭，阿努纳转投M6集团，二者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在Europe 1电台等博罗雷集团旗下媒体仍照常发声。更有评论称，这位已经在博罗雷媒体帝国中浸淫多年的王牌主持人，将以他的独特风格和号召力（其以“反觉醒主义”自我标榜），在这个媒体帝国之外继续“传播福音”。
监管什么？多数无关政治
纵观近年来法国监管机构对C8和CNews频道的处罚事由，其实很少有通常理解的狭义“政治”（例如选举之争或者对政治人物的褒贬），而往往集中在性、金钱、暴力、职业操守、族群身份等方面。
法国或许是全世界对性话题最“开放”（有时甚至不免“放荡”）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大力通过娱乐节目吸引观众的C8频道，曾多次出现主持人和嘉宾的“擦边”动作，例如强行亲吻、不当触摸、展示裸照等等。尽管当事人多数嘻嘻哈哈、把场面应付过去，但鉴于未成年人也是电视频道的观众，监管机关不得不显得“不解风情”，对上述行为发出警告。2017年，阿努纳曾当着现场观众的面，将一名女嘉宾的手捂在自己的阴部（隔着裤子），引发全场哄堂大笑，却给频道带来5万欧元的罚单。
在金钱方面，这两个频道都多次出现“隐形广告”行为，即在无关内容中刻意展示产品logo或者杂志封面（至于这种做法背后是否牵涉经济利益关系，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常规广告播放超时也是招致监管机构警告的原因。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0日，在巴黎，多家媒体采访参加乌克兰危机会议的政府人员。
至于暴力，则可以分为语言和身体两方面。谈话节目是语言暴力的重灾区，同时也往往和身份及政治因素纠结在一起，例如前述阿努纳对议员嘉宾的辱骂，以及嘉宾对话题人物的羞辱，甚至还出现过不同嘉宾之间对骂的名场面；相比之下，身体暴力情形较少，但也出现过播放暴力画面未加年龄警示标志，以及主持人恶搞嘉宾反被掌掴的“流血事件”。
在职业操守方面，许多不专业的做法，例如过于真实地描述犯罪手法（可能成为犯罪教程）、隐藏摄像中未对人脸作模糊处理、不履行播报新闻义务、援引不可靠信源、弄错受访者身份等等，都曾招致Arcom的警告或者罚款。
最后，C8和CNews频道倾向右翼和极右翼的政治立场，往往通过族群和身份问题隐晦表达出来，例如发表反移民（例如2021年泽穆尔声称未成年移民是“小偷”“杀人犯”“强奸犯”，CNews频道因此被罚款20万欧元）、反穆斯林、反同性恋、歧视残疾人、阴谋论、气候怀疑论等言论。就在结束播出的最后一晚，C8特意选择重播美国反堕胎主题电影《计划外》（Unplanned，该频道在2021年已播放过一次），其挑战态度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机构不会仅仅因为嘉宾发表争议性言论就警告或者处罚媒体，而是因为媒体在这种场合下，没有履行“诚实呈现争议性问题”的义务，换句话说，嘉宾在发表此类言论之后，主持人应当提醒发言者和观众（即所谓“控制天线”）：上述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立场、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相反意见，并在重播时作出相应技术处理。但在相关处罚案例中，制作方在争议表态之后不加干预，这导致节目变相地成了为这种表态背书的平台。换句话说，监管部门惩罚的不是“个人的言论”，而是“机构的沉默”。
如何监管？
针对言论和媒体的限制，如何判断是专断的审查，还是合法的监管？最显而易见的标准，或许就是看监管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提供司法救济途径。
从监管制度设计来看，首先最需要明确无误地指出的一点是，Arcom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进行事前审查（换句话说，监管机构不会在节目播出前便强行叫停），也不会干涉各家媒体的编辑方针，或者点名要求封杀某个主持人或节目嘉宾。不仅法定监管机构如是，议会两院、各部部长、哪怕总理总统都没有这个权力。
而在事后干预中，Arcom也不会一上来就祭出顶格惩罚措施。通常而言，它会根据违规严重程度，发出“提醒函”（rappel）、“警告函”（mise en garde）或“正式催告函”（mise en demeure），只有在累犯或是极为严重情形下，Arcom才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包括责令在节目中插入声明以消除影响、禁止播放广告作为经济惩罚，或者直接开出罚单。而在此基础上，最严重的惩罚手段，便是拒绝延长或者中断转播授权。在针对C8频道的诉讼中，Canal+方面的辩解理由是，既然该频道已经被多次处罚，那么就不应该再被逐出TNT平台，否则属于“一事两罚”，但从上述制度设计思路中便不难发现，C8频道属于“玩火太多次，结果烧了手指”。
理论上说，Arcom在事后干预中还有权暂时中止某一节目的制作和播放，但或许是出于对“审查”批评的担忧，这种处罚措施在实际运作中从未动用过。
此外，Arcom的惩罚措施只针对机构，不会针对个人。这意味着不会有媒体从业者因此遭到封杀，但附带的消极后果是，像阿努纳这样“狡兔三窟”的人物，今天在一处遭到处罚，明天又在另一处继续高谈阔论，而博罗雷旗下的媒体矩阵，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即便在这个矩阵之外，这位明星主持人身上自带的话题性和流量，也让媒体趋之若鹜。2月27日的最后一期“别碰我的电视机”，不出所料地创下了该栏目的历史纪录——高峰时观众人数超过334万，到节目临近午夜结束时仍有286万观众。而在C8频道面临关闭之际，阿努纳宣布将转投到M6集团门下，该集团旗下的W9频道，正雄心勃勃地准备接收C8解散后的潜在观众，提升自己的收视率份额。
从司法救济途径上看，Arcom宣布不再延长C8频道在TNT平台的转播授权后，Canal+集团诉诸最高行政法院的紧急程序，但随后被法院驳回，因为并不满足“事态紧急”的条件。法院随后将此案转入常规审理，最终在实体审查后在2月19日的判决中确认，并未发现Arcom在评估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行为。
尽管最高行政法院一锤定音，两家频道事实上也都已经在给自己“准备后事”，但这场法律战并未完全结束，二者都声称准备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要在欧洲层面讨个公道。不过对C8来说尤其不利的是，欧洲人权法院曾在类似案件中表明过立场。2022年，CNews一档节目中的嘉宾声称，二战期间纳粹在华沙建立犹太人隔离区是为了“阻止伤寒病传播”，这等于是重申当年纳粹所使用的借口，以此为反犹行为辩护。这一事件遭到Arcom发函催告后，CNews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但被驳回。
Arcom和最高行政法院二者之间并非总是保持一致，彼此均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法院可能会敦促监管机关查漏补缺：例如2021年RSF组织曾经就CNews的信息处理手法向Arcom投诉，但后者拒绝采取措施，随后最高行政法院督促Arcom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最终该频道收到警告。另一方面，司法审查并不是完全“走过场”，Arcom的处罚决定的确可能会被法院撤销。例如2016年阿努纳曾设计恶搞一名嘉宾，让他以为自己杀了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相关场景被隐藏摄像机拍下，被用于随后的节目中取乐；对这种做法，监管机构（当时是Arcom的前身CSA）定性为“羞辱”，勒令该节目在随后一周内不得播放广告，以示惩罚。然而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嘉宾并没有因此遭到丑化或羞辱，监管机构的惩罚措施缺乏正当性，并须为此向C8支付110万欧元的广告损失。
和法治原则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的困境一样，出于“正当程序”的考虑，Arcom作出反应的周期往往很长，其内部处理投诉的流程就有三级，加上可能产生的司法诉讼，一个节目从惹出麻烦到处罚落地，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而在此期间涉事媒体仍然可以正常播放，并且几乎完全自由地发表观点，上一桩违规还未定论，下一次违规又接踵而至，结果变成“猫鼠游戏”。等到最后处罚结果落地，观众可能早已淡忘，警示效果也就随之打了折扣。在观众注意力多变且健忘的视听空间里，这种“迟来的正义”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正义，仍然不无可商榷之处。
从《人权宣言》到《娱乐至死》
早在法国革命期间，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10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公民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第11条）
由此可见，从言论自由原则进入现代政治之初，这种自由就和秩序/责任纠缠难解。尽管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衍生出种种判断标准（例如著名的“明确且即刻的危险”），但在不同情境下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聚讼纷纭的议题。
在《人权宣言》诞生近200年之后，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批判电视媒介的名作《娱乐至死》中悲叹，“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宰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如果说当年《人权宣言》担心的是言论自由受到奥威尔式宰制的话，那么如今从特朗普和马斯克，到阿努纳和他的王牌栏目，却更像是《娱乐至死》的注脚。大西洋两岸都隐然显露出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娱乐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娱乐化”。不管是真人秀还是脱口秀，明星主持人以他们自身场域中获得成功的经验为范本，裹挟着此前积累的高昂人气杀入政治竞技场，或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观众心智，让观众越来越习惯于粗鄙、戾气和极端，让政治越来越远离严肃与正派，蜕变成一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秀”（甚至连法国政府都曾经向阿努纳示好，试图通过他的节目来缓和与民间的对立情绪）；而当这种手法遭遇反制时，又往往可以用“表达自由”作为自我掩护的口实。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民主在美国的演进后指出，就当时美国民主的成功要素而言，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如今，特朗普2.0时代之所以能卷土重来，并震荡整个美国和世界，或许正是因为民情已变，此时再试图乞灵于立法和司法的制约，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这种平行背景下，法国监管部门将一家屡屡惹是生非的电视频道逐出公共资源平台，这不是像极右派声称的“对多元主义和观点自由造成了严重威胁”，相反，这是在民情尚未被完全败坏、法制尚能以最小代价发挥用处的时候，努力捍卫“多元主义”和“观点自由”。毕竟，站在2025年年初已经不难发现，倘若有朝一日极右派君临天下，指望他们届时仍能承认这些美好价值，未免就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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