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从中华文明土壤中发展出来的传统星象体系二十八星宿，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图1），其形成也许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沿着赤黄道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宿，从战国时代起，它们的名称和星象组成并非一成不变，所囊括的星宿乃至各星宿囊括的星数，历代均有所不同。近年公布、抄写时代为公元前305年左右的清华简《五纪》篇完整记载了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分别如下：
四维算行星：建星、牵牛、婺女、虚、危、营室、壁、奎、娄女、胃、昴、浊、参、伐、狼、弧、咮、张、七星、翼、轸、大角、天根、本角、驷、心、尾、箕。
图1 东汉壁画墓中的“东井”和“狼”星宿（红框内）（出自段毅，武家璧《靖边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天文图考释》，《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四维算行星”指罗列或辨认或观测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星象，这里的“行星”指的是二十八星宿，而不是后世通称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其中建星、浊、伐、狼、弧、咮、天根、本角、驷这九个星宿并不见于后世常见的二十八星宿组合，那么这些星宿仅是名称的不同，还是存在组成星象的根本区别？
东井与狼
与建星在汉代的诸多文献中慢慢被南斗替代一样，清华简《五纪》中的狼星宿，也慢慢替换为后世南方的第一星宿东井。与建星不同的是，我们在汉代除了可以从文字追踪其记载外，还可以从图像中把握狼星宿的描绘。
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图2），描绘了包括北斗和二十八星宿在内的许多星官，其中既有井宿（即东井），又有狼星，段毅和武家璧先生依照古代主流二十八星宿的组成，将东井列为二十八宿，狼星宿列为中官，实际上从图1可以看出，东井的星点连线和狼的动物及星点图示前后相接，与其他二十八宿星宿的图像一起，共同位于整幅图的周边，更难得的是，这两个星宿在图中都标出了星名“东井”和“狼”，因此很难将这两个星宿在图示位置上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也就是说这里的狼很可能也被视为二十八宿的组成星宿之一。
图2 东汉壁画墓中的“东井”彩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靖边县文物管理办《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井宿在图2中只能看到由六星连接而成，是否存在残缺尚不得而知，但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西汉墓室壁画中的井宿（图3）只有四星，而唐代敦煌星图（图4）中的井宿有八星，唐代以后八星的图示在各类墓葬图示和传世天文星图中比较常见。
图3 西安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井宿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编《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图4 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星图中的井宿（8世纪早期）
而狼星宿的情况则简单得多，在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壁画墓和渠树壕东汉墓中都描绘为一只狼的头部位置有一星点（图5）。
图5 东汉壁画墓中的“狼”星宿彩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靖边县文物管理办《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东井和狼虽然天象位置临近，但中间仍相隔数个星官（图6），因此选择东井还是狼，肯定存在其他的因素。我国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先生认为，狼，也就是现代的天狼星，是天空中等级最亮的星，而井宿最亮的星井宿三，也只是一颗亮度二等的星，选择狼星是出于其明亮显著，选择井宿是因为它更靠近黄道。狼是天空中最亮的恒星，它的视星等为-1.46，几乎是全天第二亮的老人星的两倍，而且古代埃及人就经常观测这颗恒星何时与太阳一起升起，以确定一年的起始点。将这颗亮星纳入二十八星宿之列，是非常自然的行为。取井宿为坐标星之一，则是出于更加理性的考量。
图6 苏州石刻博物馆藏宋代《天文图》局部：井宿和狼星（陈志辉参考诸家图版用图片软件描摹重绘而成的图版，已获得许可授权）
石申夫在描述狼星的位置时，并不以井宿为参考点，而是以参宿为参照。他提到，狼一星，位于参宿的东南面。这颗星的星占内涵多与战争、盗贼相联系，《开元占经》引《黄帝占》述及，如果狼星的颜色呈现黄白，没有光芒，不动摇，那么预示着天下太平，没有战事发生；如果颜色赤红，星体看起来变大，光芒四射，那么意味着社会大乱，有大战发生，盗贼出没于道路，君主忧虑不安，百姓愁苦。
而井宿的占辞却多与水及其象征含义有关。石申夫认为，井宿“堕”，预示着天下涌水；井“去”，则将“水满”。对比“去”，这里的“堕”很可能是一种存在且过度的状态，但天下涌水似乎不是吉兆，“水满”有可能也不是好事。《开元占经》又提及，东井掌管水，如果律法清平如水，当权者心术正直，那么则获得天理。
狼和井的星占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于这两个星宿的命名。“狼”性凶狠，轻易就可以联想起战争和盗贼的残酷；井与水密不可分，这个星宿的预测结果也离不开现实中的水及其象征含义。因此可知，中国古代天象的星占推断，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望文生义”。
舆鬼与弧
这一对相互替换的星宿，在图1（绿圈内）中毗邻东井和狼，分别位于东井和狼的左、右边。只是，又称为“弧矢”的弧宿没有给出星名，以一圈连起来的星点包围一个人射箭的形象（图7）展示，郝滩东汉墓的表现方式与渠树壕东汉墓相同，只是星点似乎更为完整，有八颗，渠树壕墓只能看出存在残损的六颗。石申夫认为弧有九星，宋代天文星图以弓箭的组合方式勾勒出九星点（图8），但是同样的组合图示在唐代敦煌星图中由十星构成（图12）。
舆鬼星宿在唐、宋星图（图8、9）中均以四星围住中间的一星来描绘，中间的那颗星并不属于鬼宿自身，而是代表了一个附属的星官“积尸气”。渠树壕东汉墓以略显残损的四颗星点框住一个头发竖直倒立、两眼圆睁、血盆大口的鬼来表现，并给出了星名“余鬼”。（图10）更早的西汉交通大学西汉墓中没有星点，完全以两个人抬着一个似人非人的鬼来展现（图11）。
天上的恒星虽然挂在空中静默不变，但古代民众对这两个星宿的记载、图绘和展示却存在程度不同、方式有变的差异，而这些记载和描绘一方面反映出主观认知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成为星占预测的基础和前提。
图7 东汉壁画墓中的“弧”星宿彩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靖边县文物管理办《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图8 苏州石刻博物馆藏宋代《天文图》局部：弧与鬼（红框内）（陈志辉参考诸家图版用图片软件描摹重绘而成的图版，已获得许可授权）
图9 大英图书馆藏Or.8210/S.3326敦煌星图（8世纪早期）中的弧与鬼
图10 东汉壁画墓中的“鬼”星宿彩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靖边县文物管理办《陕西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图11 西安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鬼宿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编《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
我们仍以《开元占经》的记载为例，它引用石申夫的说法，认为舆鬼星宿五星每个的星占对象不同。东北一星，主管积累、储蓄马匹；东南一星，掌控积累士兵；西南那个星，主宰积蓄布匹锦帛；西北一星，掌管积累金玉之物；中央那个星，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主管死丧祭祀一类的事务，从而得名“天尸”；第二种认为掌管诛杀斩伐，称为“鈇锧”。如果朋友们还记得的话，前节有提及汉代郗萌认为建星的中央两星也叫做“鈇锧”。虽然石申夫和郗萌不仅时代不同，而且同一个“鈇锧”指示的星象、预示的星占结果也不相同，但这些同与异，反映出星占文化虽然以天象为前提追求所谓的天命，但古人心目中的天象和天命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先验地摆在那儿，任凭世人去记录与解读，而是随着古人的记录、解释和演化不断改变，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命运”让我们去追寻。
陈久金先生提到，选用弧作为二十八宿的组成星宿，也是因为它更亮。弧宿七的视星等为+1.5，弧宿一为+1.83，而鬼宿中最亮的积尸气鬼宿四也只有+3.94，远暗于弧宿。但是同样地，鬼宿比弧宿更靠近黄道。
弧和狼，与东井和舆鬼一样，被选择和抛弃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弧与狼不仅同为亮星，而且位置临近，在墓葬壁画和天文星图中多描绘为弧宿的箭头指向那颗狼星。星占辞条中，弧的象征意义也与狼密不可分。《荆州占》把狼视为盗贼的象征，而弧就是以盗贼为目标的武器装备，如果“弧射狼”，箭矢端直，那么狼不敢动摇，预示着没有盗贼没有战争；如果狼星动摇明大，星光多芒角，而且颜色变化，与平常不一样，则将有胡兵入侵。
虽然弧和狼最终被东井和舆鬼代替，但是前者的紧密关联甚至延续至后者。《开元占经》引用郗萌的说法：弧射狼，却误中了参宿左肩，于是将（逻辑上应该是左肩的尸体，但文本无主体）尸体运给鬼，鬼将尸体抬回。这一精彩的故事性描述不仅呈现了弧与狼、鬼与积尸气的密切关联，还颇有启发性地将弧与鬼的承递关系暗示其中，而且还捎带了弧与狼以参宿为参照点的计量事实。星占词条的故事性，进一步打破了它看似客观、提供预测指南的标准印象。
甘德与石申夫对二十八星宿的不同选择
比起建星与南斗、东井与狼、舆鬼与弧这三组并列、存在替换关系的星宿，《五纪》中其他六个与后世不同的组成星宿情况要简单得多。伐与参宿临近，后世经常把这两者合并，以表现参宿的星象。天根是氐宿的别名，先秦国别体史书《国语·周语中》就记载有当“天根”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就到了水干涸的季节。“驷”就是房宿，又称为“天驷”，房宿出现在夜空之际，就是陨霜的秋季时分。咮是柳宿的另称。“本角”应对应亢宿，有可能与角的“大角”一名存在混淆，《周语中》将星象“本”的出现对应草木萧瑟的时节，这里的本可能就是此处的“本角”。这些不同的名号，在战国、汉代的传世文献中都能找到依据，唯有将毕宿称为“浊”，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其缘由。
这些不同的星宿及其名称，尤其是建星、狼、弧、伐、浊的使用，被陈久金等学者们视为战国天文星占学家甘德对二十八星宿的不同选择，以区别于更接近后世常用的石申夫二十八星宿。两者代表了战国时期不同的星象认知和记录流派，不止作为坐标体系的二十八个星宿，后世流传的许多星官（古代对星象组合的称呼，类似于现代的星座）都被冠之以甘氏、石氏的不同派别。比如《开元占经》中“阁道”就是石氏记载的星官，它由六星组成；而“华盖星”是石氏记载的星官，由七星组成。它们和传世的巫咸星官一起，由吴、西晋时期的太史令陈卓汇总，并分别以不同颜色在星图上进行区分。在此之前，它们是分别流传的星官记录，也就是说，古代早期不同的民众，对星象的认知和记录虽然存在重合之处，但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我们苦苦追寻、奉若圭臬的古老遗训，从一开始就不以标准的形式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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