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

3月1日，讲座“从蔡元培到王逊——现代中国的美育理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主讲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浩，从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美术史学传入中国，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引领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逐步发展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和独立学科的艰辛历程讲起，恳谈了王逊同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建构，及其美育理想的提出和相关的卓越实践。

《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王涵口述段牛斗王瑀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

2025年是新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王逊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科的一代宗师，由王逊的侄子、文化学者王涵口述的学术评传《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1月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月22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开幕式上，该书正式首发。

王逊，1960年代在北京

王逊（1915.6.5-1969.3.21）祖籍山东莱阳，生于北京，是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社会激变中转益多师，选择经由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直至专治中国美术史的学术道路。然而因政治磨难与历史遮蔽，其贡献长期被忽视，甚至对于许多美术史学子来说，王逊都是位“熟悉的陌生人”。

《上水船》首次系统梳理了王逊的传奇家世、学术历程，以及他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实践轨迹。王涵在该书的“写在前面”中写道：“这些未被保存和记载下来的碎片，除了可以修复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前人何以选择遗忘，即使它们最终无法进入集体记忆，至少也提供了个体记忆的新视角，在历史的沉积旋回（cycle）中获取一些感悟。”

在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处长兼研究室、出版部主任余辉为《上水船》一书所写的代序中，认为王逊一生从哲学、美学的高度对中国艺术及其史论的系统阐述，本可以给世人留下三部巨作《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艺术批评史》和《中国古代画论》，他在临终前还在反复锤炼美术史专业教材《中国美术史》。“遗憾的是，前三部随他而去了，有幸的是，后一部在他离世17年后，开始公开正式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被再版过多次，经过后人不断修订、校勘又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出版。”

王逊，在新落成的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前

要了解王逊，“至少应该从蔡元培说起”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的教育主张。1917年，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认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在王浩看来，要了解王逊，“至少应该从蔡元培说起。”

“上世纪初，蔡元培在翻译日文作品，介绍哲学时就已经提出了美育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王国维、蔡元培、叶瀚等前辈学人的著述，然而就概念本身来说，美育并不是一个外来词，中国古代至少在汉代就有，当然之前主要是在儒家的语境中阐发，同现代意义上美育的内涵不一样，但是相关。”

“蔡元培的美育主张，首先是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智育、德育、美育，三者不能偏废。但他强调美育有特别的意义，具有超溢政治的效益——教育手段、方法和实施属于两个领域，一个隶属于政治，一个是超溢政治的。美育不能简单地搞成思政教育，这点是值得注意的基本认知。”

美育要怎么实施？王浩认为蔡元培所理解的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单单是让人从事艺术或者美术的活动。这里要强调的是，先生的提法是‘以美育代宗教’，而不是‘以美术代宗教’。这方面，他真的是身体力行，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1928年在杭州成立的国立艺术院，背后的推手都是蔡元培。包括今天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南京博物院等，追溯最初的历史推动者也是他。他作为士林的领袖有这样的条件，又在国民政府一直担任职务，有影响力、号召力。至于说他扶持、帮助从事艺术或者说美育的人士就更数不胜数了。”

“美育的学理基础，跟美育有关的学术支撑主要是美学、艺术史、美术史。蔡元培重视美育，除了自己做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学搞教学讲座，也组织了一批大师研究美育，比如马衡、沈尹默、贺履之、汤涤、萧友梅，让大家充分参与，他来提供设备、空间、经费上的支持。刚才说的文博机构、研究机构，其实同时也是在研究美学、美术史、艺术史。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场，蔡元培都在。他应该是想研究细分的美术史，也有教材和著作推出，但遗憾的是没有写完，只是一部分内容发表了。他也面向公众介绍美术的历史、美学的历史，以及国外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的著作，这些工作都是很具体的。”

王浩认为，国人大概是在19世纪后期通过日本或者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美学、哲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差不多在同时，我们也在参照西方的学术框架、概念、方法来书写中国自己的美学史、艺术史。这些成果同中国传统的书学、画学的著述相较，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引入了逻辑与实证，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应用风格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美学史、艺术史。”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叶瀚、黄宾虹等，可谓有新有旧（所谓‘旧’，是看传统书画学在其间所占因素的比重）；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滕固、胡蛮、郑昶等，他们非常自觉地采用西方的学术框架整合本国的传统美术资源，书写中国的美术史。在前两代人的基础之上，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属于第三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前两代学者也留下很多成果，但受时代影响留下很多问题，既没有王逊这么大的影响，也没有重要的传人。比如滕固比王逊高一辈，留德在柏林大学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留学生中堪为凤毛麟角。回国后也著述颇丰，但英年早逝，40岁出头就去世了，他的研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王浩说。

“一切艺术趋向美玉”，22岁提出论断一鸣惊人

“王逊整体命运无疑是悲剧性的（比如罹患肺结核长期得不到医治，病故于送往北京协和医院途中），但某种程度上他又很幸运，他的学术研究是在前两代人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同时他的朋友圈也很强大。”在讲座的下半场王浩介绍，自1933年考入清华，王逊就加入了同年在北平成立的中德文化学会（后改名为中德研究会），“会内大人物云集，蔡元培、宗白华、滕固、杨丙辰等不一而足。这个学会大体对应京派文化圈子里的名家学人，王逊很早就介入了这个圈子，对他毕生从事美学和美术史研究应该是一个直接的因缘。”

《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

“具体来说，杨丙辰是北大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同时也在清华兼课，是王逊的德语老师，也是他加入中德研究会的介绍人。邓以蛰则是王逊研究美学和美术史的直接授业恩师，对他影响极大。王逊在22岁时便写了个人第一篇美术史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发表在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1938年又收入滕固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艺术论丛》。”

“邓以蛰出身于翰墨世家，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也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他早年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的文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任教。在学术上，他虽然没有留学德国，但学术体系完全承自康德、黑格尔包括温克尔曼以来的德国哲学、美学传统。邓以蛰与同时代的美学家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他视王逊为学术传人，悉心指导其美术史研究，奠定了王逊实证研究的根基。”

“1936年，王逊写作《美的理想性——美的性质的孤立的考察》一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就不难发现王逊本人基本的美学乃至哲学的观点、思想也是来自德国近代以来康德的德国唯心论，但又有所生发。理想的概念就是出自康德‘三大批判’中的《判断力批判》，书中专门有一节讨论美的理想或者理想的美，并提出‘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分，强调美的无功利性，美跟道德的关系。这些在《美的理想性》中都可以看到他所受康德思想的影响。”

“《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和《美的理想性》篇幅都不长，可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官网上搜到这两篇文章，我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王浩认为王逊重视古代玉石工艺传统，并把它看成中国艺术美术的起点，“这乍看起来没什么，但对比要有历史起点。他同时代其他人的写作起点，一般都是神话意味的传说，没有实证。王逊的美术史研究则明确从玉石开始，认为玉石是最早的工艺，然后是彩陶、青铜器等串起中国艺术美术的起源。”

“今天谈的主题是美育理想，王逊的美育理想在这篇文章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新儒家学者宗白华、徐复观、方东美等人，他们关注的是所谓中国的艺术精神，讲中国艺术的境界。王逊的主张既是受到了他们影响，也是一种回应——在他看来，玉石其实不是一种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境界。美玉的境界也是中国其他门类艺术追求的境界，既优美又崇高，所谓‘光润温良如玉’。同时，玉石也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寄托，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在中国古代，艺术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

“王逊的文章显然有中国儒家影响的痕迹，也汇映了康德影响的痕迹。在看似不经意间，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般被融合在一起，着实了不得。他在文章最后借英国美学家沃尔特·佩特‘一切艺术趋归音乐’之论，凝练出‘在中国，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的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特质，同时也将中国美术史的起点归于玉石：中国美术的第一笔，是刻在玉石上的。”

1945年，30岁的王逊开始担任《观察报》《自由导报周刊》等报刊的特约撰述人，相继发表了《中国美术传统》等论文，提出中国美术的两大传统：士大夫美术和工匠美术。“这在今人听来感觉好像没什么，但还是得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美术史如果有的话是书学和画学。但王逊认为书画不足以代表中国美术的全部，这只是士大夫美术的传统，此外还有工匠美术，即今天我们所谓的工艺美术、民间美术这部分。并认为这两者是相关的，也是相互作用的，当然也应该是这样才是健康的。可以说王逊对于中国美术史一些内在肌理的整体性理解，通过他在上大学以及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期间的几篇文章，就都被呈现了出来。”王浩说。

1954年王逊《中国美术史稿》讲义合订本

创建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培养如玉的人，创造如玉的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逊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大等高校开设有中国美术史的课程，被学生称为学识渊博的“问不倒”先生、“中国美术史论界的一颗将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李松语）。1957年，王逊正式创建了央美美术史系，这是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从此，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厚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开始了正规化的人才培养。

知易行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承担着双重使命：既服务经济建设，又修复战争创伤、塑造文化认同。1950年代初，王逊和林徽因在推动景泰蓝工艺改造过程中总结出“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的设计原则，将传统工艺从“乾隆式繁琐”转向简洁实用，既保留民族风格，又赋予其现代生命力。这一实践不仅创造了外汇收入，更成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范本。

改造后的景泰蓝

建国瓷

除了改造景泰蓝，王逊还参与设计国徽和建国瓷。这些活动的理论工作、文案性工作，王逊都有参与甚至亲自执笔，无疑是把自己的理想与热忱融到了新中国初期的文艺建设事业当中。以国徽设计的“清华方案”为例，王逊所在清华团队提交的国徽初稿设计图，主体图案为一件玉璧，与其对中国艺术史的溯源研究《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一脉相承。

玉璧是古代中国最崇高的礼器。王逊在设计国徽时将瑗——大孔璧作为主体图案（后保留下轮廓），以象征新生的共和国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上不断创造发展。

王逊执笔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上水船》一书还特别还原了1953年“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的历史细节，这一展览因前期调查发现了大量濒临失传的技艺、对民间工艺生态实现了全面摸底，并通过展览前后将这些技艺整合为“文化生产力”，而被视为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关键起点。王逊作为展览筹备与宣传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工艺调查、展品挑选、编订展品目录及说明书等。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新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也成为他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源泉。

王浩介绍说，王逊在1949年回到清华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老师邓以蛰、梁思成等筹建清华艺术史系，“他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但适逢乱世，最终没有建成。1952年院系调整，他调入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概论两门课程，并承担《中国美术史》教材编写任务。5年后，他作为筹委会主任创建了美院的美术史系，这一工作的基础可以追溯到他在清华时的夙愿。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是在1954年参与筹设民族美术研究所，一所挂靠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机构。”

“民族美术研究所便是今天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当时之所以挑中王逊去民族美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是因为家世渊源——祖父王丕煦是清末民初政坛上有名的‘清流’，不仅学贯中西又有经济之才，因此很被袁世凯重视，但他在担任山东布政使期间坚决不肯来京入阁。为了拉拢控制，袁世凯把王丕煦的两个儿子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的大总统府做人质，王逊就是在总统府内出生的，祖父用‘抱书远逊’的典故为长孙起名为‘逊’。袁世凯死后，王丕煦在北京买房置业，一家人住在文昌胡同16号的四合院中。王逊家有位显赫的邻居，文昌胡同15号便是张作霖在京时的公馆。胡同往北就是国立北平艺专，胡同东口是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大北边不远就是教育部，胡同往西是今天的文华胡同，李大钊、陈独秀在这里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往来无白丁’，王逊从小就见识了什么是风云际会。”

“同时，王逊的老师邓以蛰是广交游的美学大家，他同旧画家关系很好，跟新派留过洋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这些画家关系也很好。组织上让王逊主持民族美术研究所的日常工作，除了是对他学养能力的认可，也看重了他的家世、学识背景，便于同新老艺术家、画家们打交道。这一时期，王逊一面搜集整理资料、一面教书育人，薄松年和陈少丰是他的学生里最重要的两位。其他来研究所进修的人后来回到地方，也成了各地美术史研究的骨干，不少人是今天美术史学界卓有成就的泰斗级人物。”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浩

在讲座的最后，王浩总结了王逊的美育理想：“培养如玉的人，创造如玉的艺术。他认为玉的美是一种单纯美，为学做人也应该是这样。他提出创造新美术，用他之前的说法就是‘如玉的新美术’，后来跟大环境有关，他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新美术’。这个理想是他个人的学术理想和人生理想，也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理想。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冯金红认为王逊的艺术理想、美育理想，‘部分在新中国初期得到了实现。’而从蔡元培到王逊，我们在今天应该接续他们的努力，继续去做他们未竟的、更多的工作。启蒙还没有完成，启蒙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