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有关，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

与我们有关，也与我们无关

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社会生活源于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必须考虑到，我们都被卷入了（即便是间接地）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既包括好的后果，也包括坏的后果。很明显，如果我参与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无论我是什么种族——那么我就被卷入了白人特权和对有色人种的压迫。

电影《绿皮书》剧照

作为个人，我可能不会有种族主义的感觉或行为，我内心甚至可能憎恨种族主义，但这不影响社会学的核心理念：因为我参与了社会本身，所以我以某种方式被卷入其中。[1]举个例子，如果人们注意到我是白人，最小阻力路径使他们更认真地对待我的言论或写作，那么我很可能从种族主义中获益——无论我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中参与了种族主义。这就提出了问题：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我要如何参与其中——我是积极地捍卫白人特权，还是让人们知道我反对种族主义，还是若无其事地做自己的事情，假装一开始就不存在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用“种族主义的”（racist）和“种族主义”（racism）这两个词描述个人的性格是不合理的，因为延续特权和压迫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系统的组织方式，包括它们为参与者（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设置的最小阻力路径。

社会学家戴维·威尔曼在他的著作《白人种族主义画像》（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中认为，“种族主义”应该指代造成延续白人特权之后果的任何事情，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人的意图或性格并不重要。例如，大多数人认为，让孩子在自己的社区上学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住房中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这种政策有可能会延续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大量的证据表明，这对任何种族的学生都不利，但对有色人种的儿童伤害更深。那些倡导社区学校的人经常抗议说，他们的立场与种族无关，这可能是他们作为个人的真实意图。但这项政策的后果，与种族、白人特权的延续以及该特权导致的对有色人种的压迫有很大关系。

弄清楚个人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可能令人痛苦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这些问题的关系。对特权群体来说尤其如此，否则他们就不愿意审视特权的本质和后果。他们的防卫性阻抗可能是结束特权和压迫的最大障碍。在大多数时候，阻抗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特权群体和其他人一样，被困在个人主义的世界模型中，不知道如何在不感到内疚的情况下，承认白人特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事实。而最有可能感到内疚的人，往往是那些最愿意通过行动改善现状的人。

然而，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种族主义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种族主义既与我们有关，也与我们无关。它与我们无关，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种族主义社会，并不是由我们创造的。例如，当我是一个白人小孩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我，白人是否可以用《阿莫斯和安迪》来取笑黑人，使他们处于白人特权的压迫之下。如果他们问过我，我很怀疑作为一个小孩子，我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来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种族主义环境中成长的白人，当听到人们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存在及其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表达愤怒时，没有理由感到内疚。

然而，种族主义也与我个人有关，因为无论我是否意识到，我总是在选择如何参与这样一个社会：它以种族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延续白人特权的行为是一条最小阻力路径。无论我的行为如何，作为一个白人，我有资格享受以牺牲其他种族为代价的特权。正如哈里·布罗德所说：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不存在放弃特权以身处系统“之外”。人总是在系统之内。唯一的问题是，人是否以挑战或加强现状的方式成为系统的一部分。特权不是我要的东西，因此也不是我可以选择不要的东西。特权是社会给我的东西，除非改变给我特权的制度，否则社会将继续给我特权，而我将继续有特权，无论我的意图多么高尚和平等。[2]

白人特权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不需要喜欢它或者相信它，甚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获得这项特权。当我去商场购物时，售货员和商场保安不会像跟小偷一样跟着我。他们不会突然冲过来，尖刻地问：“需要我帮忙吗？”就好像我是一个可疑的人物，而不是一位正经的顾客。但这种待遇经常发生在有色人种身上，而且通常与他们的衣着好坏和花钱多少无关。[3]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严和尊重；但只有属于特定社会类别的部分人得到了，于是一个压迫性的特权系统开始生效。无论我喜不喜欢，作为一个白人，我都会从中受益，因为我得到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有价值的东西。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很难不去质问：我是如何参与产生这种后果的系统的。我对此负有什么责任？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改变现状？我怎样才能成为种族主义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社会学实践让我意识到我被卷入了比自身更大的东西，从而让我不再感到内疚和自责，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我创造的，也不是我的错。但与此同时，它让我意识到，我可以选择如何参与到这个世界中，这些选择有多重要，以及为什么重要。我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我是白人而感到内疚，但也没有理由认为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与我无关。[4]

个人解决方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社会生活的形态植根于人和他们参与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也决定了社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个人解决方案是个人的和个体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改变人们向外参与社会系统的方式，个人解决方案就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个人主义模型鼓励我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个人发生变化，系统也会发生变化。但社会学视角说明了为什么变化没有那么简单。问题在于，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特征和行为的产物，因为这些特征和行为也源自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的结构相互联系。要改变系统，必须改变关系。

电影《为所应为》剧照

个人主义模型在实践中也行不通，因为个人解决方案主要来自我们自己的个人需求，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需求上是一条最小阻力路径。一旦找到了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就很有可能把更大的问题抛在脑后，而不是致力于帮助他人改善现状。

例如，在美国，个人解决方案是对经济危机的典型反应，正如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看到的，这似乎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最小阻力路径努力在一个不安全的系统中建立自己的私人安全区域，抓住我们拥有的，让其他人自谋生路；而不是停下来追问经济系统本身如何让我们感觉不安全。

毫不奇怪，这一策略并没有降低整个社会的危机和贫困——换句话说，它并没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相反，它把人们推入和推出不同程度的幸福和安全，就像“抢椅子”游戏：只要我自己有一把椅子，为什么要质疑没有足够多的椅子呢？

社会学实践采用更复杂的模型，这些模型同时关注社会生活的几个不同层面。以污染问题为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社区不得不应对这一问题。假设你镇上的人开始生病。大量的儿童没有去上学，当地诊所和医院的急诊室挤满了病人，他们深受化学毒素的毒害。

在纯粹的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人们生病的原因。要从个人的角度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治疗每一位病人，直到他们康复；我们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次生病。如果有毒的化学物质来自自来水，那就不要喝这种水，用瓶装水代替。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当然前提是他们负担得起喝瓶装水或者在家里安装昂贵的过滤系统。很有可能，在大多数社区中，有些人能够负担得起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但有些人负担不起，这意味着有些人仍然会生病。当然，我们可以规定某种集体责任，通过为穷人购买瓶装水提供补贴来应对这种不平等。但是请注意，我们仍然不会对水污染的根本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原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个人不受影响地喝水。

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社会学层面，我们必须追问社会系统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参与其中。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说过人们生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人们被告知要改变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要喝自来水。但没有人说过，发生更大事情的可能性需要改变他们参与的系统。

假设我们从每个水龙头追踪毒素，最后到达了当地的水库。我们从水库追踪到周围的土壤和一条小溪，然后从小溪追踪到当地的一家化工厂——这家工厂雇了很多镇子上的人。关于人们为什么会生病，现在我们有了另一种解释，也有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让工厂停止倾倒污染城镇供水的化学废物。

然而，假设经营化工厂的人说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成本太高，而且他们所在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将不得不关闭工厂，搬到一个人们不那么关心水污染的地方。如果工厂主关闭工厂，许多当地人将失去工作，其影响也会波及整个城镇，因为有钱消费和纳税的人会越来越少，无法支持学校和其他服务。

人们为什么生病？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工厂如何运转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涉及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的更大的系统，也涉及工厂在依赖它提供工作的社区中的强势位置。经济系统的本质——竞争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塑造了工厂主的选择，从而影响了饮用水的质量。这种经济系统伴随着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一些文化价值观：追求利润的欲望，对私有财产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甚至包括将有毒废物倾倒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或者流经他们地产的河流里。最终，小镇可能必须正视工厂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价值中做出选择——社区和社会应该如何运作。

把问题上升到系统层面并不意味着我们忽略了个人。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因为社会学实践看待社会生活的视角是系统和人对系统的参与。人们经常错误地把问题归咎于社会，或者错误地把问题归咎于个人。但社会生活不是这样的。社会或个人的选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因为社会和个人只存在于相互关系中。社会学实践的难题在于了解这种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对此毫无了解，我们就会在两种行为之间犹豫不决：要么假装个人不参与创造社会问题，要么假装人们的行为发生在社会真空中，不受所处社会的影响。

还有第三个选项：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得。如果人们不在某一点上做出改变，那么系统就不会发生改变，而任何系统的改变都不能只通过个人的改变达成。

更复杂，也更有趣

“系统”和“个人”的语言使事情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简单、更清晰。它鼓励我们把系统看成某种东西，看成人们必须适应的刚性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识别系统这种东西的特征，比如权力的分配，或者规则，或者人们作为参与者占据的物质环境或位置。例如，“学校”一词会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可以预见的画面：摆放着成排桌椅的教室、自助食堂、体育馆、图书馆、计算机房、学生、老师、摆着储物柜的走廊、定时响起的铃声、校规、成绩、老师管辖学生、行政人员管辖老师、学期、假期、教学、学习、毕业。这种我们称之为“学校”的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有相对固定的形象，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某种“东西”来体验。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学校看作外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学校是一个“它”，而不是一个“我”或一个“我们”。人们在“它”中上学或工作，但人不等于它，它也不等于人。如此说来，学校就像是装在盒子里的《大富翁》游戏。人们把它拿出来（去学校），玩一会儿（教学、学习、管理），然后收起来（放学回家）。这就是它的本质，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但社会生活比这更复杂，也更有趣，因为在很多方面，社会系统并不是什么东西。每一个社会系统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社会系统不断地被创造和再创造，因为人做的一些事情使系统发生。我们对“学校”的联想不过是纸上的文字和脑海中的图像，直到人们真正参与到作为一个系统的学校中。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些熟悉的模式决定了事情的发展，但随着人们对自己如何参与各执一词，这些模式也有巨大的变化。“它”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两次，因为我们所说的“学校”，既涉及“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观念引起的所有联想，也涉及人们所做的事情。

但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在任何时刻，身处一所学校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影响学校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对学校是什么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就像我们对《大富翁》游戏是什么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了解准确地预测某一所学校的某一天的一般模式。但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因为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学校”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它实际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就是人们认为自己“在学校”时所做的事情。

社会生活和社会学实践之所以既复杂又有趣，是因为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式都是正确的。例如，当我走进一间大学教室，和学生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学校的情境限制了我的选择范围。总的来说，我知道在那种情境下我应该做什么，因此，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做什么。但我坐在那里，看着教室里的学生，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感觉：“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学校里，这意味着很多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我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于是，我说了一些开场白，或者有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或者他评价了自己读过的书，或者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随着“学校”不断展开，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选择将如何通过行动参与这些系统。

如果想要解释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仅仅把学校理解为一个系统是不够的，仅仅把教室里的人理解为个人也是不够的。所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这两者——既取决于这些人所处的系统，也取决于他们选择如何参与其中。

使事情更复杂也更有趣的是，在一些重要方面，我们并非都处于相同的情境。在每一个社会系统中，我们都占据不同的社会位置，所以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体验每一种情境。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被它塑造，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限制，因此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学校是什么，取决于你是学生还是老师，是女性还是男性，是亚裔美国人、印第安人、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是工人阶级、下层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层阶级，是移民还是土著，是有残疾还是无残疾，是在职还是失业，是已婚还是单身，是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这些特征以不同的方式把我们定位在与其他人以及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中。当我们的参与使社会系统发生的时候，这些特征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他人如何看待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说“我们总是参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时，关键是要记住，“我们”不是一个同质的用语。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个“我们”，社会学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观察这些“我们”如何影响所发生的事情。

《见树又见林》；作者: [美] 艾伦·G.约翰逊；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方: 明室Lucida；2024年12月版

注释：

[1]　关于更多的以这种视角看待种族主义的讨论，参见David T. Wellman，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第二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2] Harry Brod，“Work Clothes and Leisure Suits: The Class Basis and Bias of the Men’s Movement”，Michael S. Kimmel、Michael A. Messner编，Men’s Lives，Macmillan，1989，第280页。强调为原文所加。

[3] 例如，参见Michele Alexander，The New Jim Crow，New Press，2012；Ellis Cose，The Rage of a Privileged Class，HarperCollins，1993；Joe R. Feagin，“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Antiblack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Plac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56卷，1991第1期，第101—116页； Joe R. Feagin、Melvin P. Sikes，Living with Racism: The Black Middle-Class Experience，Beacon Press，1994。亦可参见 Eduardo Bonilla-Silva，Racism without Racists: Color-Blind Racis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第三版），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9；Eduardo Bonilla-Silva，White Supremacy and Racism in the Post–Civil Rights Era，Lynne Rienner，2001。

[4] 关于白人如何在个人层面上更多地意识到他们与种族主义社会的关联，一些有益的观点参见Allan G. Johnson，Privilege, Power, and Difference（第二版），McGraw-Hill，2005；Paul Kivel，Uprooting Racism: How White People Can Work for Racial Justice（第三版），New Societ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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