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尹锡悦在韩国首尔宪法法院出席总统弹劾案庭审。新华社 图
2月25日，韩国宪法法院举行尹锡悦弹劾案最后一次庭审辩论，起诉方国会的代表与尹锡悦律师团成员分别进行辩论总结，尹锡悦在一个小时的最后陈述中再次就实施戒严的目的、过程进行辩解，否认对自己的指控。按照程序，庭审终结后法官将对辩论和采证情况进行评议，之后通过投票表决形成最终意见。根据以往总统弹劾案的评审日程推算，预计判决结果将在3月中旬宣布。
自去年12月14日尹锡悦被弹劾停职以来，随着弹劾案审理的进行，韩国社会的撕裂对峙进一步升级。从网络空间到市井街头，支持弹劾与反对弹劾的群体形成壁垒分明的阵营对立。弹劾审判的争议还对韩国政治及司法制度形成严重冲击，司法部门的权威遭到挑战，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支持和反对弹劾的阶层都表达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宪政危机造成的巨大社会裂痕如何弥补？弹劾案会以何种结局结束？未来韩国政局走向仍然扑朔迷离。
尹锡悦对发动戒严的辩解能否站得住脚？
历时73天的尹锡悦弹劾案审理，共进行了11次庭审辩论，16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审理集中在尹锡悦实施戒严的目的、程序及采取的行动是否违反宪法相关规定方面，最终判决结果取决于对违宪事实的认定。
戒严要件是否充分，程序是否合规？韩国宪法赋予了总统宣布戒严的权力，但限于“战时、事变或类似的国家紧急状态”。尹锡悦坚持称，在野党弹劾多名政府官员、大幅削减预算的行为已经使政府陷于瘫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为此才下决心行使戒严权力。这种说法不仅遭到在野党驳斥，也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甚至执政党内部也有意见认为，虽然在野党频繁发起弹劾是滥用权力，但戒严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选择，除了提供被弹劾的借口没有任何作用。
在实施戒严的程序上，尹锡悦的行为难以自圆其说。法律规定，戒严的宣布和解除都需要经过国务会议的审议并向国会通报。去年12月3日晚，尹锡悦紧急召集国务会议，在国务委员尚未到齐、仅满足最少出席人数要求的情况下，尹锡悦匆匆讲了几句戒严的理由就起身去发表电视讲话。到会委员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会议记录，没有签字联署，更没有向国会通报，会议不到5分钟结束。时任总理韩德洙在出庭作证时表示，当晚的会议不能算是正式国务会议，形式和内容都有瑕疵。这个观点得到多名国务委员的赞同。
在不满足条件和程序的情况下宣布戒严，这使尹锡悦实施戒严的法律依据难以站得住脚。
戒严目的是警告在野党，还是禁止政治活动？按照尹锡悦的说法，戒严是为了向“立法独裁”的在野党发出警告，向国民发出呼吁，是“启蒙性”的戒严。但戒严当晚军警的行动让这个说法难以成立。
戒严当晚发布的“一号戒严令”第一条即规定，禁止国会和政党活动，禁止结社、集会、示威等一切政治活动。在随后的行动中，戒严组织者投入了军警部队封锁国会正门，阻止议员进入，并做了抓捕主要政治人士的准备。弹劾审理过程中，当时的陆军特种部队司令郭种根、警察厅长赵志浩、国情院第一次长洪长元等多名高官证实，戒严当晚，尹锡悦直接给一线军警指挥人员打电话询问现场情况，并下达了“把议员从会场拉出来”和“抓捕间谍”的指示。
如果军警的行动被证实是为了阻止国会开会解除戒严，这不仅侵犯了议员进行立法活动的权力，也侵犯了国会解除戒严的权力，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但在尹锡悦眼里，这一切都是误会。戒严只是走个形式，本来就没有打算持续太长时间。投入少数军警兵力是为了维持秩序，“把议员从会场拉出来”和“抓捕间谍”是一线指挥人员错误领会了自己的意图。尹锡悦还指责关键证人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词是得到在野党授意，并对国会撤销部分弹劾事由及宪法法院采用证据的方式等提出质疑，意图从起诉、审理程序方面寻找突破口推翻弹劾案。
哪些因素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关于弹劾案的最终判决，除了法律层面对违宪事实的认定，法官的判断也要受到多个因素影响。
首先看民意和舆论的反映。目前为止韩国民调机构实施的各类调查中，支持弹劾、赞同罢免尹锡悦的人数始终多于反对弹劾、认为弹劾应该被驳回的人数。韩国盖洛普公司2月21日公布的民调中，60%的人支持弹劾，反对弹劾的只占34%。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2月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则显示，52%的人支持罢免尹锡悦，认为弹劾应该被驳回的占45.1%。虽然通过弹劾案尹锡悦扩大了右翼势力的支持，但罢免尹锡悦始终是多数韩国国民希望见到的结果。
韩国主流媒体在戒严后对尹锡悦的报道调门明显发生变化，即使保守媒体也不得不站在道德层面对尹锡悦实施戒严进行谴责。尹锡悦被弹劾停职后，虽然共同民主党因过于强势一度遭到保守舆论批驳，但在弹劾案审理的报道上，保守媒体基本保持了客观立场，没有一味呼应尹锡悦的辩解。事实上，尹锡悦狂热的支持者更多集中在保守右翼团体和YouTube平台上的极右色彩的视频up主，他们散布的极端言论和极端行动没有得到社会主流阶层和主流舆论的认可。
其次看政界的动向。在野党强烈要求罢免尹锡悦，公开为提前大选造势，制造尹锡悦事实上已下台的舆论。执政党虽然反对弹劾，但内部也已暗暗在为提前大选作准备，各路重量级人士或公开发声或暗中发力抢占先机，反映出执政党已难以完全恢复对尹锡悦的信心，这也将对法官的判断产生潜在影响。
尹锡悦在2月25日的法庭最后陈述中表示，如果恢复职务将推进修改宪法，实施政治改革，实行责任总理制，如果这一切能够在任内实现，他可以提前结束任期。
虽然弹劾事件后修改宪法成为韩国政界的热门话题，但修宪是重大政治议题，不可能短时间一蹴而就。尹锡悦此时抛出修宪话题，被认为是为了实现舆论反转，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这个举动效果有限，尹锡悦恢复职务能够平息混乱，还是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是目前法官更关注的问题。
再次看尹锡悦司法风险的影响。即使弹劾被宪法法院驳回，尹锡悦恢复行使总统职权，但依然不能消除其面临的司法风险。法院对尹锡悦涉嫌内乱案件的审理已经启动，检察机关对尹锡悦夫妇干涉选举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虽然韩国法律规定总统有不受刑事追诉的豁免权，但不包括“内乱”和“外患”罪名。这意味着即使尹锡悦恢复总统职务，也要接受法庭的审判，这在韩国宪政史上尚无先例。总统如何边履职边受审？国民能否接受这种方式的执政？都是宪法法院要考量的因素。
无论尹锡悦怎样为戒严行动辩解，他都给韩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出了一道难题。
弹劾争议对韩国政治和司法制度形成严重冲击
法院权威遭到挑战。从宪法法院受理弹劾案开始，围绕法官的任命和资质、庭审程序和日期安排、证人证物的采纳等环节，尹锡悦的律师团队不断质疑法院的公正性，向法院施加压力。尹锡悦的支持者对特定法官进行网暴，甚至到法官居住的小区门前鼓噪骚扰，向法官施加压力。每到庭审日，反对弹劾的保守团体都在宪法法院门前集会示威，制造尹锡悦含冤受审的氛围。这些做法直接挑战了宪法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
如果说宪法法院只是形式上遭到挑战，1月19日凌晨发生的首尔西部地方法院被打砸事件，则使韩国司法部门受到实实在在的羞辱，法院门牌被摘下损毁，设施遭破坏。韩国全国法官会议发表声明指责暴力行为“破坏了宪政秩序基础”、“侵害了司法部门职能”。前所未有的法院遭冲击事件，暴露了弹劾事件引发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性。
选举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尹锡悦发动戒严的理由之一是“选举不公正”。戒严当晚，韩军情报部队接到命令到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进行搜查。尹锡悦对于其他被指控的事实百般否认，对于派遣兵力搜查选举管理委员会一事却坦然承认，表明他对“选举不公正”有十足把握。
尹锡悦之所以对“选举不公正”耿耿于怀，是因为2020年、2024年两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保守政党都遭遇惨败，进步政党占据了国会多数席位，尹锡悦执政后一直面临“朝小野大”局面，施政处处受到掣肘。尹锡悦把一切归结于“反国家势力操纵选举”，千方百计要查清真相，清除祸患。
据韩国媒体报道，保守势力所提出的“选举不公正”的疑点，早已被大法院判决“证据不足”，认定没有发现选举存在不公正现象，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也针对相关质疑做了解释。但尹锡悦方面坚持不松口，毫无根据地散布相关言论。这些言论混淆了民众的是非判断，也使韩国选举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检察制度改革可能倒退。尹锡悦弹劾案审理的同时，对其涉嫌内乱案件的审理也已启动。尹锡悦被拘留起诉经历了艰难的角力过程，其中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发挥了重要又略显尴尬的作用。
公调处的成立是文在寅政府推动检察制度改革的成果，目的是分担检察机关的调查职能。作为成立后接手的首个重大案件，公调处本来计划通过调查尹锡悦，一战成名，树立起权威地位。但尹锡悦从始至终对公调处表现出藐视态度，即使被逮捕之后，也拒绝接受公调处的正式调查。最终案件由公调处移交检察机关，才实现对尹锡悦的拘留起诉。
公调处在调查尹锡悦过程中的表现受到多方质疑，调查人力不足，调查手段有限，协调相关部门的职能不明确，都成为限制公调处发展的症结。如果因尹锡悦案件公调处沦为鸡肋，检察制度改革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对于2月25日的最终庭审，《东亚日报》注意到，尹锡悦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戒严目的大部分已经实现”，但没有作出“服从法院判决”的表态。这是一个信号，如果宪法法院最终判决弹劾成立，尹锡悦被罢免，预计他的支持者将会采取激烈行动进行抵抗，即使那并不能改变判决结果。
不论尹锡悦最终被罢免还是复职，如果韩国不能解决此次宪政危机暴露出的政治制度的矛盾根源，今后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总统被弹劾、执政被不正常中断的风险始终存在。未来韩国政局发展依然充满变数。
（徐志坚，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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