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2 日，国家能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置业）的一份高校毕业生拟录用名单引发舆论地震。在公示的 16 人名单中，13 名硕士分别来自香港城市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名校，而 3 名本科生的母校绥化学院、西安外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尤其是后两所民办院校属性——瞬间成为舆论靶心。
国家能源集团网站截图（已被删）
随着质疑声浪攀升，原公示链接被悄然删除，企业回应 " 流程合规 " 却拒绝公布评分细节的操作，再度点燃舆论场对国企招聘透明度的质疑。
这组 "13:3" 的悬殊对比，被网友戏称为 " 三碟醋包了顿饺子 " ——高学历沦为廉价陪衬，低学历却成意外主角。
这场争议，早已超越个体求职者命运，直指社会认知撕裂点，在 " 双非院校毕业生不配上桌 " 的集体潜意识下，一次国企的 " 择优录取 " 为何能引发学历歧视与程序正义的双重焦虑？
其实，人们质疑的既非硕士太多，亦非本科生太弱，而是规则是否真实。
争议漩涡的底层逻辑是一连串的问号——删帖撤档、遮掩信息为何成企业第一反应，程序正义是否已经失效？" 卷学历 " 与 " 看能力 " 孰真孰假？人才评价体系有无既能保证公平又能拔擢良才的机制保障？民办院校是否天生不配拥有公平竞争权？当央国企仍被默认是 " 学历军备竞赛 " 的最后堡垒时，三名本科生凭何击穿名校壁垒？
我们对此事的讨论，也是一场 " 社会信任解剖 "，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录取结果本身，而在于企业回应与公众期待间的巨大落差。一句 " 面试表现优异 " 显然无法弥合群体性信任赤字。当企业用 " 考生不问出处 " 标榜公平，却拒绝对面试标准 " 打开暗箱 "，这场争议注定沦为一场价值观的混战。
非知名院校和民办院校天生就要背负 " 民办 = 注水 " 的刻板印象原罪吗？
当舆论将西安外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污名为 " 民办野鸡大学 " 时，这一标签化逻辑的荒诞性恰恰在于：国家发改委 2023 年曾明确提出 " 支持民办高校培育应用型人才 " 的政策导向，民办教育的合法性早已被国家文件多次确认。
根据 2023 年的数据，中国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为 994.38 万人，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为 26.34%，国家接连出台政策鼓励民办教育差异化发展。
将 " 民办 " 与 " 低能 " 强行捆绑，实则是社会对民办教育的系统性歧视，是计划经济时代教育资源等级制残留的慢性中毒症，是用等级标签否定个体奋斗价值。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偏见塑造了民办院校学生的 " 逆商 "：为撕掉身份标签，他们往往更早参与社会实践，反而有可能契合国能置业招聘岗位（物业服务、后勤保障、商业运营）对实操能力的需求。但舆论场的 " 学历原罪论 " 拒绝接纳这个逻辑——当偏见成为准绳，逆袭反而成了罪证。
若真存在学历造假或教学质量缺陷，为何不是向民办院校问责，而是对毕业生进行 " 有罪推定 "？当民办学生逆袭成功，社会应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正在扼杀教育公平的微光？
当社会上升通道收窄，名校学历成为阶层防御的护城河，任何突破学历壁垒的个案都会被视作对现有秩序的攻击。
这是傲慢与偏见正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 " 低势能 " 院校进行 " 身份绞杀 "，而这种残忍背后，是民众长久以来对权利暗箱操作的痛恶。
当前央国企与公务员的招聘已进入 " 千人选一 " 的极端内卷周期。国能置业此次招聘中，在名校硕士充斥考场的背景下，三名普通本科生脱颖而出的概率堪比彩票中奖。
国能置业宣称 " 硕士生竞争力不足时择优录本科生 "，那要不要用往年累计聘用本科生占比的数据来打一打质疑者的脸呢？企业将此次录用标榜为 " 考生不问出处 " 的进步叙事，若复盘各大央国企历年招聘数据，本科生存量始终处于统计学误差区间。
所谓 " 打破学历歧视 " 到底是改革的破冰，还是临时起意的危机公关？
见得越多，怀疑的东西也就越多，诡异的事情层出叠见。
2022 年山东某国企招聘中出现笔试满分者因 " 性格测试不合格 " 被淘汰，最终录用者父亲系该公司高层。
2022 年某市事业单位招聘，笔试第一名因 " 专业不符 " 被拒录，实则为关系户腾位。
2021 年湖南某城投公司公开招聘要求 " 舞蹈专业硕士 "，被核实为某领导子女毕业方向。
这些记忆让公众对国能置业的 " 破格录用 " 产生了本能的质疑。当企业用 " 欢迎举报 " 回应质疑时，实则是将自证清白的责任转嫁给普通公民——这种 " 程序冷漠 " 恰恰坐实了公众对监管盲区的想象。
而国能置业的吊诡操作进一步瓦解了公信力。
公示期结束后火速删档的时机选择，企业宣称面试全程合规，却不公布面试评分细则或岗位胜任力模型，很难不被质疑 " 心虚灭证 "。
合规不等于可信，国企的本质是全民资产受托者，其招聘程序必须接受比 " 不违法 " 更高阶的审视。国企招聘的程序正义需要双重担保：既要确保技术正义、流程严谨，又要保证伦理正义与可监督性。
而当公示沦为机械的时间卡尺，公众监督权便沦为用知情权暗中替换的空中楼阁，低概率事件若缺乏透明解释，注定会被视为 " 特权产物 "。
社会对 " 名校硕士沦为陪跑 " 的愤怒，是学历通胀背景下对身份贬值的集体恐慌，结合以往央国企招聘对人才选拔要求之严，国能置业的 " 择优录取本科生 "，在公众心中要么是一出 " 狸猫换太子 "，要么就是一次偶然的施舍式突破。
三名本科生已成为 " 逆袭典范 "，企业却避谈其岗位职责——包头置业公司的物业、后勤、超市业务。当企业用爽剧情节展示开放胸襟，若将核心岗位留给名校生时，所谓的公平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表演。
当北大博士竞争城管岗位、牛津硕士报考街道办的新闻层出不穷时，国能置业的本科录取名单反而成了 " 反常样本 "。
这种 " 破格录用 " 的表彰式修辞，恰恰反衬出制度化公平的缺失：当普通院校学生的突围需要被包装成 " 逆袭神话 "，恰说明常规招聘通道仍深陷于学历封建主义。
公众对招聘黑箱的天然警惕与对央国企改革用人机制的期待，竟在同一起事件中彼此对冲——有人视本科生逆袭为打破学历歧视的里程碑，更多人却认定这是特权腐败的 " 新编剧 "。
要消解这场争议的多重病灶，国家层面不妨拧紧多项改革议程计时器的发条。
在教育层面，积极构建民办教育认证体系，消除民众对民办教育的厌恶心态，设立独立第三方学科评估，打破 " 公优于民 " 的刻板认知；将央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聘全流程透明化，面试录像备案、评分细则公示、评委回避制度公开，用技术手段切割利益寻租空间；对于更广泛的用人单位来说，还要破除 " 唯学历论 "，区分研究型与实操型岗位，建立多元化的 " 学历 - 能力换算公式 "。
改革箭在弦上，不妨将这场争议视为社会认知的裂变时刻：当一名民办本科生站在国企岗位上，他背负的不只是个人简历，更是整个时代对社会公义与公平的困惑与期待。
毕竟，制度的门或许永远虚掩，但只有当更多人勇于推开它时，阶层的石阶才能化为平路，当规则透明时，逆袭无需解释，当标准公平时，质疑自会消弥。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 APP，作者｜马金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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