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同观·德国”专栏的第68篇。2月23日，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同观·德国”刊出系列文章，分析选前各党选情，预判选后组阁前景。德国选择党很可能将在此次联邦议院大选中成为第二大党，但德国政治的“防火墙”机制将阻止它执政。尽管如此，如果德国主流政治精英继续用傲慢的道德优越回避社会现实与矛盾，那么未来谁才会是德国政治的“主流”还真不好说。
2024年12月，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高调支持选择党，认为只有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并在此后与魏德尔进行在线直播交流，共同宣传右翼思想和政策纲领。
2025年1月，选择党联合领导人蒂诺·克鲁帕拉作为德国唯一受邀的政党领导人参加了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公开表示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防火墙机制不应当在民主国家有容身之处，并在会后越过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单独与魏德尔举行私人会晤，共同商讨俄乌冲突、德国国内政策等问题。此外，2月11日，魏德尔赴布达佩斯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会晤，会后，欧尔班盛赞选择党为“德国的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选择党在欧盟层面受到其他主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孤立的困境得以改善。
在合法化的努力下，选择党的选民群体出现扩大化的特征，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在青年选民、女性选民和白领选民等群体的得票率均达到了历史新高。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将选择党视为“正常政党”看待，民众对选择党的支持已不能仅仅用“抗议性投票”解释。事实上，选民对选择党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信任和认同感也在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民调显示，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51%的选择党选民认为支持选择党是出于政治认同，这一比例高于因对主流政党失望而转向支持选择党的选民比例（44%）。
吊诡的是，德国政治如今甚至出现了抗议性投票“翻转”的迹象——民众选择支持主流政党并非源于对其政策纲领的认同，而只是为了“抗议”选择党影响力的迅速上涨。在2024年9月的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尽管勃兰登堡州选民以75%的投票率（2019年为61%）“全民皆兵”助力社民党以微弱优势击败选择党。民调显示，75%的社民党选民表示，他们之所以在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中选择支持社民党，并非出于对社民党的信任，而只是为了阻止选择党在州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
政界主流的“傲慢与偏见”助力选择党崛起
德国主流政界回应选择党挑战时的“傲慢与偏见”也是进一步助推选择党崛起的重要因素，这也在此次竞选活动中体现得较为明显。默茨（联盟党）、朔尔茨（社民党）和哈贝克（绿党）等主流政党总理候选人在2月16日的电视辩论中均用“纳粹”“极端主义”等负面词汇界定选择党，他们在过去也曾多次为选择党安上了“分裂国家”“妨害社会安全”和“威胁民主”等罪名。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主流媒体也在过去一年尽力挖掘魏德尔祖父辈的“纳粹血缘”，希望以此削弱选择党的政治合法性。而对于部分德国民众，尤其是选择党的选民而言，这种污名化策略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体现了主流政治家在回应民众合理诉求时的一筹莫展，只能用傲慢的道德审判工具回避自身治理能力的缺失。
事实上，选择党的崛起正是长期以来德国主流政治精英自己种下的苦果。他们操弄多元文化主义间接挑起少数群体与白人群体的对立，采取开放宽松的移民政策助长少数族裔与本土民众的矛盾，却始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社会融合、弥合社会分歧和维护社会治安，犯罪率的激增激发本国民众的社会不安全感。在短短一年内，杜伊斯堡、曼海姆、索林根、柏林、马格德堡、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均出现移民为嫌疑人的恶性袭击事件。2023年，北威州向警方报警的209起轮奸案中，超过75%的犯罪嫌疑人具有移民血统。
此外，德国主流政党的“防火墙”机制是民主制度的合法防御机制还是对民主权利的压制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在黑森州和图林根州议会，德国主流政党临时修改议会规则以防止选择党议员进入情报委员会等重要机构，选择党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破坏议会民主程序和对民主反对派合法权利的压制。此外，德国不断加强在社交媒体中对右翼言论的审查与禁令也导致部分右翼人士质疑是否过度扩大了“极端言论”的界定范围，限制合法政治表达。
这一系列问题让部分德国普通民众产生困惑：“分裂国家”“妨害社会安全”和“威胁民主”的究竟是德国选择党还是德国主流政客？为什么只是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就要被主流政客贴上“极端主义者”甚至“纳粹分子”的标签？难道支持选择党的五分之一德国民众都是纳粹分子？正如魏德尔在2月16日电视辩论中对其他主流政党总理候选人的回应：“今晚你们可以在这里随意辱骂我。你们在辱骂数百万选民……我是这些选民的代表。”
难以参政但将深刻影响德国政治的未来走向
2025年德国大选后，尽管选择党几无可能进入执政联盟参政，但其依然有能力深刻影响德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一方面，一旦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得票率无法超过50%，联盟党或将选择绿党作为第三党执政伙伴组成“黑红绿”执政联盟，而联盟党和绿党在移民、气候等诸多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差距过大，这种以政治极化应对选择党的组阁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上届交通灯政府的执政危机或将重现。
另一方面，若自民党等党派无法达到进入联邦议院所需的5%的得票率门槛，那么选择党和左翼保守主义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理性与正义”（瓦盟，BSW）则有机会在新一届联邦议院共同赢得超过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议席数，其对于宪法修正案、立法和移民、气候和俄乌冲突等重要政治议程的影响能力将大大提升。
以移民议题为例，在选择党的支持下，默茨领导的联盟党于1月底推动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动议在联邦议院得以通过。由此可见，选择党无需参与执政也有望让自身部分政治诉求渗透进未来德国新政府的执政协议纲领中。
正是因为忌惮选择党持续上升的政治影响力，从2024年至今，德国联邦议院的部分议员从未放弃取缔选择党的努力，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使选择党在德国政治版图中彻底消失，驱动其崛起的一系列根源性问题也不会消失，在西方国家整体政治右转的大环境下，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若此时德国主流政党继续沉溺于“防火墙”有效性的自我感动，用傲慢的道德优越回避社会现实与矛盾，用扭曲的政治正确掩饰自身政治纲领的空洞，而不是在选择党的政治挑战中真正汲取教训，以切实有效的政策直接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重塑社会和政治共识，那么或许在未来，魏德尔对支持者说的那句“让德国再次伟大”，将不再是刻意模仿特朗普主义的竞选口号，而是成为一曲昭示政治变革的预言。
（玄理，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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