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不兴理发（传闻对舅舅不好），但我的头发实在长得有点过分了，乱蓬蓬的，像一头野熊。所以，过完年，离开舅舅们生活的老家，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缠着媳妇儿给我理发。
眼见着一撮撮的头发落地，就像落了一地的烦绪，瞬间觉得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再洗个头，清清爽爽，别提多舒服了。这种“脱胎换骨”的清爽感，让我对理发始终抱有一点点期待。而媳妇儿也很乐意拿我的头练手。她热衷于探索各种生活小技能，比如理发。
理发是一门技术活，但媳妇儿第一次给我理发时毫无技术可言，拿着一把拆快递的剪刀就动手了。那时恰逢疫情时期，出门不便，我也只能把自己的头交给她。剪刀不是很快，有些夹头发，时不时传来痛感，我努力忍着不叫出声。
上一次理发这么受煎熬，还是小时候爷爷拿着手推子给我理。推子冰凉，咯噔咯噔响，往脖颈上一放就让人打冷颤。头发绞进推子里，扯得头皮生疼。我一喊疼，爷爷就往推子里滴几滴缝纫机油，但收效甚微，该疼还是疼，最后还弄得满头油乎乎。那时，理发简直是受刑，大人不使点软硬兼施的手段，我是绝不会老实坐在那的。
小时候的我，肯定想不到，理发后来对我会是一件甜蜜的事情。
媳妇儿的手法比爷爷温柔，也不乱用缝纫机油。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我剪了一个参差不齐的蘑菇头。两天后，她实在看不下去，又网购来电推子，三下五除二给我改成了圆寸。寸头看上去还可以。于是，我们就达成了多个共识：“以后就在家里理！”“大不了改圆寸！”“一次能省二三十！”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老师傅。媳妇儿的理发技巧越来越娴熟，慢慢地在我头上也悟出了一些心得体会，比如鬓角得推上去，刘海儿得抿到一边，后脑勺得分出层次等等。好吧，任由她随意施展，我只求清爽利落。除了有一次她把我的发际线弄得老高，害我戴了一段时间帽子之外，我没发表过其他不满。
一晃三年多，媳妇儿给我剪了不下四十次头发了。日子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中，慢慢有了印记，理发成了我们简单生活中的一场仪式。每隔三四周的周末，我们便会很默契地为这场仪式做准备。我洗好头，自己带好围布，坐在小凳上。她把女儿赶到一边或让奶奶带，然后准备好电推子、梳子、牙剪、平剪等工具。
阳光透过阳台斜斜地洒进来一片，媳妇儿说那里视线好，我便坐进那片阳光里。她转着圈为我理发，碎发落下来，我觉得浑身轻松，又感到一股暖流在心头涌动。我想一个人要很爱很爱另一个人，才会如此不厌其烦地为他重复地做一件琐碎的事情吧。
如此来看，理发这一小小的仪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此重大。它象征着我们之间平平无奇又滋润彼此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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