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侵，本质是权力不对等
近日，一则针对广西百色市祈福高级中学教师唐某某涉嫌性骚扰、性侵害女学生的实名举报，再次引发公众对校园性骚扰、性侵害话题的关注。
根据受害者家属的指控，女生遭唐某某性侵时才 15 岁，之后重度抑郁，甚至在 2020 年放弃了高考。复读一年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却因长期饱受抑郁症折磨，无奈退学，最终自杀身亡。
笔者长期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的一线法律从业者，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为受害者扼腕的同时，也遗憾于相关机制的缺失。
权力不平等下的熟人陷阱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起典型的师源性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和传统意义上直接采取肢体暴力手段的性骚扰、性侵害案件不同，其本质是一种权力滥用。行为人通常不是使用直接的肢体暴力手段，而是利用其与被害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或教师的特殊职权便利，以关心生活、检查批改作业、补课、科研实验、学业考试、毕业论文答辩、继续深造、就业推荐等为理由，通过或明或暗的借口，对被害人施加权力控制、精神控制和心理强制等影响，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进而达到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害的目的。
需要明确的是，权力关系并不简单等同于上下级关系，除了上下级关系，双方经验阅历上的差距、长辈身份、教学过程中双方的角色定位、传统观念中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认识、业务关系中的小小权柄，都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
然而，在很多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中，办案人员大多过分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肢体）暴力手段，容易忽视行为人利用其与被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而采用胁迫或者其他非直接肢体暴力手段的运用。因此，基于相关表面证据所呈现的，办案人员往往容易先入为主，认为双方是熟人，且有一定的暧昧关系，双方自愿的可能性大，同时，办案人员容易在被害人未作明确拒绝表示的情形下推定为被害人默示同意等等，从而导致很多本应被依法追究的校园性骚扰、性侵害违法犯罪行为，最后面临 " 被道德化 " 和 " 去法律化 " 的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的基础上，新增 "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其保护对象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也就是说，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女性不在本罪保护对象之列）、犯罪主体是对前述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双方发生性关系，应系出于自愿，如果被害未成年女性非出于自愿，根据刑法想象竞合理论，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强奸罪定罪处罚。
目前，涉案教师唐某某在被党纪政纪处分的同时，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在同类型被媒体曝光的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中，实属不多见。
结合媒体披露的信息，唐某某可能涉嫌的罪名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可能是一罪，也可能是数罪，至于具体如何定性，还有赖于公安机关对全案事实的侦查和所有相关证据的搜集固定。
校园性侵害背后的司法困境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发出疑问，为何唐某某的行为这么多年之后才被曝光？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的办理面临着五大难点：报案难、立案难、取证难、认定难、胜诉难。
报案难。大多数校园性骚扰发生于隐秘状态下且多为一对一的关系，一般鲜有第三人在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受害女生往往碍于社群的舆论压力、维持自身的学业发展、担忧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有罪论，以及缺乏社会系统支持资源等因素，一开始往往选择沉默和忍耐，不愿意把事情闹大，错过了报案及获取证据的最佳时机，这也是为何很多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存续时间长、案发迟的重要原因。
立案难。当前公安机关的立案系统中，没有独立的性骚扰案由，一般都是以强制猥亵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立案，其证明标准明显高于民事侵权案件的证明标准。因此，现实中，很多案件在立案这一环节就被拒之门外，也就根本谈不上后续实体权利追诉问题。
取证难。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件，具有高度的隐私性和隐秘性。从证明材料形成的角度看，校园性骚扰以书证形式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当小，拥抱、捏掐、亲吻等接触性行为及抚摸、言语等非接触行为皆不易形成证明材料。由于行为的隐秘性，被害人提供证人证言存在实质性困难，即使存在证人，性骚扰全过程被目击的可能性较小，证人很难提供全面有效的证人证言。加之很多时候为突发状况，被害人往往也难以提供录音、录像等直接证据。
认定难。司法实践中，即使是程度轻一些的校园性骚扰案件也通常难以被认定。这主要基于性骚扰的界定、证据、举证责任分配和认定标准等多重因素影响。
赔偿难。司法实践中，以性侵害犯罪为例，我国法律对于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以不支持为原则、以支持为例外；而性骚扰案件，尽管法律支持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以补偿性（而非惩罚性）为原则，且支持数额普遍偏低。
缺失的校园防治机制
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校园性骚扰、性侵害案事件不在少数，相关涉案学校的处置措施也是五花八门，其中绝大多数的处置结果是以涉案教师被党纪政纪处分告终，真正如本案这样进入法律刑事诉讼程序的少之又少，也因此屡屡引起公众的质疑。
而对于学校而言，由于缺乏健全的应对机制，常常导致校园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最终选择舆论曝光的极端方式表达诉求，不但指控和被指控双方遭受巨大损害，涉事学校也成为被追责的主体，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全流程的性骚扰、性侵害防治规范，才能实现事先防患、事中有效纾解、事后尽快恢复正常学习生活的防治目标。这样的防治机制既要体现 " 预防重于制裁 " 的理念，又要包括正式与非正式解决的途径，涵盖预防、投诉调查和处理的各个环节，营造出对受害者友好的环境。
这样的规范应由学校设立，作为内部治理的重要举措。然而，截至目前，通过网络公开检索，尚没有发现任何一所学校对外明确已经建立起了防治校园性骚扰、性侵害的规章制度，并将制度全文公之于众，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实际上，在法律层面，推动学校等单位建立性骚扰、性侵害防治机制早已有法可依，《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已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尤其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采取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方式明确了学校等用人单位负有防治性骚扰的法定义务和职责，并将贯彻落实情况纳入检察院履行保护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讼范畴，但目前推进情况并不乐观。
具体而言，校园性骚扰、性侵害防治机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核心框架和内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表现形式，处置机构和人员，投诉、调查和处置流程，责任承担方式，隐私保护及防报复措施，支持、协助投诉人依法维权，转介服务与相关救助措施，对于教职员工与学生恋爱关系的立场，宣传和培训等等。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且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作者系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主任）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