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出生的黄昶，最近出版了小说集《迟湖》，收录了他之前创作的《迟湖》《小中医》等九篇作品。在写小说之前，他写诗。
自称“正在成为小说家”的他，相对于同龄人甚至90后写作者来说，是很幸运的。写小说，他曾获得“真金·青年文学写作选拔”总冠军、“野草文学奖”；写诗，他曾获南京大学“重唱诗歌奖”、第十四届复旦“光华诗歌奖”等。对于获奖，他在接受采访中说到，会兴奋到睡不着觉，但之后他会反问自己：如果没有得奖，我还会写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会！
黄昶，2000年出生，广东清远连州人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00后，你至今的人生，包括写作，是不是都处在正轨上，没有脱离过轨道？
黄昶：不得不说，我至今的人生应该是一直在脱离原有的方向，误打误撞到了所谓的“正轨”上的，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至少到高考完填报志愿的前一天，我都以为自己会去学医。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是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希望我能够和他从事一样的工作，正如他的父亲对他的希望一样。直到收到填报志愿的参考书目，他发现我的成绩并不足以被医学专业录取，随后就放弃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对父亲以及自己说：“要么就试试读中文系，看一些书，写一下文章，说不定也挺好。”于是我在一个相当“闲散”的专业学习了四年，看了很多书，无论从生活还是写作的角度而言，它们对我的帮助都不小。
至于我的写作，我也觉得一直有在偏离轨道：以前有过一段系统学习格律诗词的时期，当时会觉得现代诗不太能被称作诗——直到有天突然发现，我自己居然也在写新诗。
我觉得人生确实会有那么一条正轨：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并为它付出一些代价。我觉得我撞到我的那条正轨上是由一系列偶发事件促成的，我对此感到欣喜，也愿意在这条轨道上多走一会儿。
澎湃新闻：那么最初你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黄昶：得益于我的小姨及小学同学。
我在上小学之前，我的小姨从大学的图书馆给我借了一本《巴黎圣母院》，我读完了，觉得很有意思，不舍得将其还回去。小姨说，不还就不还，没事的。于是我在之后的数年里反复翻阅了许多次这本书，并且有了些对“好东西”的朦胧认识。故同谢写出了伟大作品的雨果先生。
读到小学快要结束的时候，班里有在传阅一些网络小说的单行本，大家都为此着迷。我看了其中的一些故事，觉得很有趣，会想到我是否也能写出来一些类似的好玩儿东西。于是跟同学说，他们都不相信。我攒着一股劲，写下来不少。虽然最终没有鼓起勇气给他们看过，但是也算是开了一个写作的口子。
澎湃新闻：《迟湖》里收录的这些小说大概写于什么时候？最开始发表这些小说顺利吗？
黄昶：这本书收录的小说写成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到洛阳》是在2020年写完，2021年又修改了几次；最晚的《渡越虫洞》是在向编辑叶叶老师交稿的前几天才写完的。
其中有几篇发表非常坎坷，总因为各种可控与不可控因素而失败。《到洛阳》是我个人最钟爱的一篇，也是发表最艰难的，直到出版后还是没能够发表。不过我非常感激它，因为它使我收获了第一封退稿信，其中有几句对它赞赏的话。在此之前的投稿都是石沉大海。
澎湃新闻：获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昶：获奖当晚我没睡着，和朋友通话到凌晨三点多，看他们欣喜、替我流泪，随后洗了个凉水澡，翻了几页书，天就亮了。
我在想，获奖可能意味着我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告诉我：你写出来的东西其实会有那么一些人觉得不烂，你可以继续再多做做这件事，没关系的。因而我非常感激这次获奖，以及之前之后的一些文学奖，每次获奖后，我都能信心满满地写下一两篇短篇小说，然后又陷入消沉。消沉的时候也在写，只不过会慢些，也会感觉到是两种不同状态的文字。我的写作就是在这两种状态里面辗转的。
后来我有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获奖，我会继续写吗？我会有信心做这件事情吗？我也是在前一段时间才想明白：我会的。写作是我非常钟爱的事情，它会同时使我感到痛苦和幸福，回头看去，幸福占比更多。我如果没有获奖，我也会杜撰一些谎言来欺骗自己，让自己继续做这件事，我最常用的一招是——今天天气晴朗，是个非写不可的日子。
澎湃新闻：《迟湖》中的很多小说里都有一些隐喻的意象，比如《九龙化骨》里的鱼刺、《到洛阳》里的洛阳，那么你在写作这些小说之初，是先有了这些意象，然后去设置故事情节，还是先有了故事情节，再在写作中创造出一个意象？
黄昶：我觉得较多的情况是先有意象再去建构情节。我算是比较随性的人，总是为了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念头去投身写作。比如《到洛阳》中的“洛阳村”其实真实存在，想写它的原因是我在小镇上见到一辆驶向城郊的公交车，终点站是“洛阳”，当时很想要坐上那辆车到它的终点站去看一眼，最终因短暂的犹豫而错过。后面时常会想起这件事，想着想着就编出那么一个故事来，也许又有点想骗过自己，让自己在虚构中坐上那辆车的意思。
不过也有些意象是写作的过程中找到的，例如《小中医》中的烟灰和金色鱼，我没有提前想过它，写下来的时候自然得让自己有些惊讶，回头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挺满意的。
这两种其实我感觉都是需要的吧，只不过前者占比较多些。
澎湃新闻：《迟湖》中的故事，好像大多是在寻找或等待一个虚妄的存在，有点等待戈多的意思，你的小说创作有对于这方面的经典的传承吗？你的小说写作启蒙是谁？你平时的阅读偏爱哪类作品和哪些作家？
黄昶：切中肯綮。我时常会在脑海里将生活中看到的某些事物演绎成一小段《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故事，我喜欢这样做，只不过好像从来没有过“要这样写”的打算。但是在回答完问题后的今天我感觉我会对这方面有不一样的看法，可能这种对“荒诞”的思考有在渗透我。
我最早崇拜的作家应该是鲁迅，每每看到他笔下准确有力的表达我就会觉得自己被击中。后来看得比较多的是塞林格、王小波和双雪涛，我觉得他们很有趣，是那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灵魂的充盈。
我觉得作为小说作者，让故事变得有意思是大前提。
《迟湖》，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4年7月版
澎湃新闻：豆瓣上有些读者对《迟湖》这本书评价是：生活阅历不足，对生活的洞察力不够，你自己觉得呢？
黄昶：我非常乐意接收各种不同的观点，虽然未必能够全盘接受，但肯定会用心去琢磨。我自己也在豆瓣上看到过这份评价，我认为作者有一定程度上的义务去打动读者，没能打动这位朋友确实是我的问题，我没写好。但我不想把“没写好”这一结果归咎于我的生活阅历，我觉得一天的经历就足够加工成一篇短篇小说了，粗浅算了一下，我活了接近九千天，我认为是可以用来写九千篇短篇的，只是我没能将它们利用好。
不过我也非常愿意相信，我之后会写好的，会越写越好的。和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一样，写作这件事一定需要一些尝试与时间。
澎湃新闻：小说中的故事看来很多都是你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前辈人的生活经历，比如《到洛阳》中很不情愿地要去面对母亲的新男友（或者说结婚对象），是你的真实的人生吗？
黄昶：我相信小说中的许多“点子”来自于我个人的生活，但离我的真实人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给“虚构”以一定程度的尊重，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万分想写下来的事件，我应该会选择写到我的日记中去。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文学和生活的关系？
黄昶：我在考研时期背诵的“文学理论概论”里面有不少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条目，例如“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一类。我自己觉得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吧，不该把它区分出来，并且没有必要将它拔高，使它高于生活。我觉得文学很平凡也很可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的东西。而且不接触也并没有太多坏处，我身边就有不少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朋友，他们也同样可爱。
澎湃新闻：你是广东人，在你的小说中会读到一些方言用词，比如“孖铺”，不是粤语区的人可能就看不懂，对于这些词的运用，你是怎么考虑的？
黄昶：我自己其实有花心思去挑选过这些方言词，尽量选择一些象形字或会意字，比如“孖铺”是两个人同睡一张床的意思，“孖”是两个“子”，即有两个人贴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当我作为读者时，能够理解一部分，但并非完全理解那种感觉很不错，读的时候大概猜到一点，读完去网络上搜索查证，属于一种感受的延长，所以我想这样写。并且我也认为家乡的文字、语音挺有意思的，希望将这种有趣尽量和别人分享一些。
澎湃新闻：你有一个说法：写小说是预谋，写诗是偶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黄昶：我写小说的时候总是推演和预热很久，有时还会加上懒惰的阻碍，整个时间跨度会很长。但写诗不太一样，我通常半小时就能写一首五十行左右的，写完立即丢开，十天半个月后回看修改一次就算完。同样，我写小说需要在一个隐私的、安全的环境下才能写，写诗就很不一样，我有一次在饭堂的一张纸巾上写，写完就扔掉了，整个过程轻松愉快。
我最近有在逼迫自己抽出一些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写小说，但是还是一直在犯懒，下班之后只想睡觉。写诗方面没做过要求，倒是写出来一首。并且写小说总有要欺骗读者，精心布下天罗地网，诱使读者相信的意思。但诗歌直通心灵，有时候偶发地想要将自己向读者展现就会写，写完了就将心收起来好好保管。应该是这么回事。
澎湃新闻：如果今后的创作只选择一样的话，你是愿意写小说还是写诗？
黄昶：我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症，但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小说。我非常钟爱小说。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新南方写作”？你认为自己属于“新南方写作”吗？
黄昶：恰好，我最近也在做“新南方写作”相关的研究，并且很幸运地得到机会去收集一些第一手材料。我认为用地域性去概括一位或一些作家是一种必然趋势并且也是一条捷径，也许我们所要恪守的准则是在寻找、归纳其共性的同时尊重每一位作家的个性或说特殊性。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算也可以不算。但如果有天能够忝列其中，我应该会欣喜若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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