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针对左翼的“隔离带”
近年来，欧洲政治舞台发生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右翼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力量的结合正在瓦解对极右翼的防线，并转而建立起针对左翼的“隔离带”。这种政治动态不仅削弱了左翼党派的影响力，还对社会运动、环保组织、工会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社会产生了压制性的影响。
这项命令实际上废除了2012年由时任内政部长曼纽尔·瓦尔斯提出的“瓦尔斯备忘录”，该备忘录允许地方政府依据“特殊居留许可”来为无证移民提供合法身份。虽然勒泰勒奥表示，这一新命令简化了行政程序，但实际上，它减少了无证移民申请合法身份的途径，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
根据法国内政部的数据，目前法国大约有80万无证移民，而在2023年，只有3.4万人成功获得合法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这3.4万人中，只有1.15万人是因为从事劳动力短缺行业才获得合法身份。无证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不稳定，他们面临着剥削性雇主、黑市住房以及可能的随机警察检查。
批评者认为，这项政策更多的是为政治利益而制定，目的并非真正解决移民问题，而是迎合极右翼选民的情绪。
总理贝鲁拒绝了右翼关于就限制移民举行全民公投的呼吁。但他为勒泰约的命令辩护，称法国公众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这一模仿极右翼主要叙述的言论，上周短暂中断了社会党与马克龙阵营之间的谈判。在中间偏左的建制派与勒庞之间，贝鲁似乎希望两头兼顾。
随着2025年预算案和其他立法议题的推进，移民问题很可能继续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而无证移民的处境也将愈发艰难。
值得注意的是，De Benedetti指出，针对左翼的“隔离带”趋势不仅针对左翼党派，还波及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包括环保组织、工会和人权团体。
在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曾试图将人权组织“人权联盟”定为犯罪，并对环保组织实施严厉打击。同样，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地，政府也采取措施限制工人的罢工权。在欧盟层面，类似的打压同样存在。欧洲人民党试图利用“卡塔尔门”腐败丑闻，将非政府组织定为目标，推动限制这些组织活动的立法。这种打压，显然更符合极右翼的政治诉求，而非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这也表明，主流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已经全面接受甚至主动推动极右翼的排外和压制性政策。
据《卫报》报道，欧盟的LIFE项目每年资助环保非政府组织，用于支持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工作。然而，最近一些右翼议员威胁要冻结该项目的资金，这一提议若实施，将对依赖LIFE资金的NGO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这些组织的关闭或运营困难。
LIFE项目是欧盟的一项重要资助计划，每年资助资金总额为1560万欧元。虽然这笔资金在欧盟整体预算中占比微乎其微，但对一些环保NGO来说，LIFE项目是其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部分组织有多达70%的资金来自LIFE。如果该项目的资金被冻结，可能会让这些组织面临生存危机。以下组织的资金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价值54亿欧元的LIFE项目：ClientEarth、碳市场观察、欧洲自行车联合会、健康与环境联盟、国际有机联盟、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欧洲杀虫剂行动网络、Surfrider基金会、湿地国际和中东欧地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
这些右翼议员主张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指责环保NGO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存在“秘密合同”，称这些NGO通过不正当手段游说议员推动更激进的环保政策。然而，环保NGO否认这一指控，表示LIFE资金的使用是完全透明的，而且不会影响它们的独立性。例如，Birdlife Europe和湿地国际等组织明确表示，LIFE项目的资金与欧盟委员会的政策方向无关，且他们的活动完全独立。
此外，提案的提出还引发了对利益冲突的讨论。欧盟预算委员会副主席霍尔梅耶的个人收入来源于德国农业公司BayWa，而BayWa的子公司BayWa r.e.曾获得LIFE资金。尽管霍尔梅耶表示自己并未参与LIFE项目的创设和资金分配，但这一背景引发了外界对其利益关系的质疑。
尽管提案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增加资金分配的透明度，环保活动家们认为这一提案将削弱欧盟绿色转型的承诺，并使得环保组织在欧洲议会中失去影响力。提案的最终决定将在2025年5月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环保NGO呼吁议员们谨慎审议这一提案，强调冻结LIFE资金将严重削弱环保组织的活动能力，并可能导致欧盟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舆论压力加大。
在De Benedetti看来，当前欧洲政治正在向着一个令人窒息的方向发展。极右翼的正常化和左翼的被排斥相互交织，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也受到威胁，环保抗议和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示威往往遭到过度镇压。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趋势不仅破坏了政治领域的平衡，也削弱了社会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当主流政治力量选择与极右翼合作，并将左翼视为主要敌人时，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和工人权益等关键议题被边缘化，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也随之下降。
要逆转这一趋势，欧洲需要重新定义政治话语的框架，并重新建立对极右翼的防线。
抵制“数字封建主义”
2025年2月10日至11日，第三届人工智能行动峰会（AI Action Summit）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在此次峰会举办前夕，欧洲政策中心（Cep）网站发文探讨了欧洲人工智能在雄心壮志与紧迫现实之间的矛盾处境。
2025年2月10日至11日，第三届人工智能行动峰会（AI Action Summit）将在法国巴黎举行。
该中心数字化与新技术主管安瑟姆·库斯特斯（Anselm Küsters）在文中写道，2023年首届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庄园举办时，与会的28个国家和欧盟最关心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失控，即系统将人类智慧扭曲成生物武器或脱离我们的控制范围，因此，这次峰会产生了以安全为核心的《布莱切利宣言》；2024年在首尔举行的第二届峰会适逢OpenAI等由前沿实验室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受到热烈追捧，相应地，峰会上的对话也不再局限于安全，而是扩大到了创新和包容。尽管OpenAI等大型技术公司表示自愿制定标准并承诺建立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机构网络，但彼时现实世界关于聊天机器人传播错误信息和大模型开发缺乏监管等问题的头条新闻已经显露出峰会上的豪言壮语与利益驱动的技术进步现实之间的断层；即将召开的2025年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则旨在促成真正的承诺，即“行动”，包括设立25亿欧元的基金用于加速发展中国家开源人工智能工具，35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挂钩的“融合挑战”，以及将人工智能因素纳入现有环境协议的承诺。然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预算困境——与特朗普宣布斥资5000亿美元实施AI项目“星际之门”形成鲜明对比，以及法国国内政局的动荡，都让人们对于欧洲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承诺感到怀疑。
库斯特斯指出，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的设想与更广泛的欧盟竞争力议程——欧盟的《数字网络法案》和 “欧洲高性能计算机”（EuroHPC）计划的扩张完美契合，但一些人担心巴黎的“创新优先”思维会和欧盟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法案和布鲁塞尔在监管方面的谨慎态度发生冲突。在库斯特斯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欧盟远大而重要的理想能否经受住日复一日的政治边缘政策的考验，尤其是当下一轮人工智能突破出现在美国或中国的实验室里时。不过，他特别提到了此次峰会的一个特色方向，“创新与文化”。作为“人工智能行动周 ”的一部分，巴黎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例如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活动将探讨文化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这分散了人们对网络安全和创新等更紧迫问题的注意力，但库斯特斯认为这是一场必要的赌博，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最终需要社会的接受和长期的文化转变，才能真正有效地为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增色，而让人工智能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有助于提高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
文章最后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提醒人们注意欧洲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艰难处境，但这并不仅仅是欧盟内部的问题。尽管怀疑论者可能会嘲笑欧盟官僚主义的惰性，但欧洲之外的民间社会对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未来的渴望与欧盟的愿景产生了共鸣。“当一切尘埃落定时，问题将是欧洲的远大抱负能否帮助世界驾驭人工智能的潜能，同时又不忽视人类的价值和能动性。”
同样以即将召开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为契机，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近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了“抵制数字封建主义”一文。马祖卡托指出，此次峰会的举办正值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时刻，关键在于欧洲人能否开创一种将公共价值置于技术发展和治理的中心位置的不同路径。我们的任务是要摆脱“数字封建主义”，即占主导地位的数字平台的抽租模式。
马祖卡托在文中强调，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单独的经济部门，而是一项会影响所有经济部门的通用技术，这意味着它既能创造巨大价值，也能造成严重危害。很多评论者将人工智能当作一种中性的技术，但这低估了它的基础性经济力量。即便人工智能可以自由构建，它也需要驱动和部署，而这就需要访问守门人的云计算平台，如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Azure和谷歌云。这种依赖性使得将技术发展引向共同利益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监管人工智能，而是如何塑造人工智能创新的市场。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去中心化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事后才对该行业进行监管或征税。
文章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的历史已经表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每天使用的许多技术都是集体公共投资的结果：谷歌使用的互联网是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技术局（DARPA）资助的；优步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海军资助的；苹果公司则使用了中情局资助的触摸屏技术和DARPA资助的Siri……如今，这些从公共投资中获利、经常逃避纳税的公司，正在利用他们获得的超额租金从公共机构中抽取人才。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就是这种寄生行为的最佳缩影，该组织主张削减政府资助项目，而正是这些项目让特斯拉获得了49亿美元的政府补贴。
马祖卡托介绍道，在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她和同事重新审视了数字封建主义以及区分人工智能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即“算法租金”）的重要性。研究显示，Facebook、谷歌等平台在发展过程中转向了“注意力租金”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用户体验被操纵，时间线上被塞满了广告和令人上瘾的“推荐”内容，加拿大记者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形象地称之为“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无限滚动、不间断通知以及通过显示有害内容和灰色活动来最大化“用户参与度”的算法已经成为常态。而人工智能系统也可以采用同样的路径进一步加剧这种寻租行为，例如要求人们为获取基本信息、数据隐私、在线安全、免于广告或小企业为了在全球信息搜索中得到显示而付费。
文章由此提出，监管该行业的关键在于迫使数字守门人公开其算法的使用方式，这些信息应纳入所有数字平台的报告标准。同样，像OpenAI和Anthropic这样的人工智能开发者隐藏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训练数据来源；他们在模型上设置了哪些防护措施；他们如何执行服务条款；产品的下游危害（如成瘾和未成年人使用问题）；以及平台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通过定向广告在全球范围内赚取注意力租金。此外，人工智能对环境造成的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影响也使得应对这一挑战变得更为紧迫。马祖卡托提到，在这方面，DeepSeek的突破提醒我们软件层面的创新对于减少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仍然是可行且必要的。
马祖卡托强调，人工智能可以在许多方面改善我们的生活，从提高粮食产量到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都是如此，很多欧洲领导人都认为人工智能至关重要。但是，除非他们正视数字封建主义的本质、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背后的攫取模式以及公共部门缺乏监管能力的现状，否则所有试图释放坚实、可持续的增长的尝试都会在新的、更深的不平等的礁石上撞得粉碎。她认为一条可能的进路是“EuroStack”，这是一项包括云计算、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和数据等在内的独立数字基础设施计划，所有组成部分都作为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垄断企业来管理。马祖卡托指出，这不是要在创新和监管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要自上而下地管理技术发展，而是要创造激励措施和条件，引导市场实现一个社会所希望的结果，即提升人工智能的公共价值，而不是放任其沦为另一台抽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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