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交响乐死去的那一天。那是1975年8月，当时的我坐在某家电视台的新闻编辑室里，看到电传打字机吐出了一条来自莫斯科的新闻。“新闻简讯稍等一下！肖斯塔科维奇去世了。”我大声喊道。
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如白墙般毫无表情的面孔。我试着问：“柴可夫斯基之后俄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们听说过柴可夫斯基。“《列宁格勒交响曲》？”毫无反应。
我那时的同事都是周游世界的记者和编辑，对现代史的阅读量都不是问题。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去听交响音乐会，也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与美国同样岁数的艺术形式感兴趣。美国主导着我们持续的专业关注。交响乐则在边缘游走。在五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意识到交响乐已死。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在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叹出最后一口气之后，还未有哪部交响曲能够改变世界或扩展音乐会的常备曲目。亨利克·戈雷茨基笔下波兰风格的《悲歌交响曲》和约翰·科里利亚诺为艾滋病患者拼凑而成的交响曲曾登上新闻头条，但当年的赞美之词都转瞬即逝。这两部当代作品都没能列入那部自从1975年来就被封印的圣典。
有些知名作曲家也写过不少交响曲——菲利普·格拉斯、阿沃·帕特——但都未能久留，哪怕格拉斯以大卫·鲍伊的专辑为基础创作了三部交响曲，而帕特的音乐预言了苏联的解体。维托尔德·卢托斯拉夫斯基在格但斯克船厂工运期间创作的《第三交响曲》堪称大师手笔，虽然未能获得不朽声名，但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
交响曲这种艺术形式已经与现实脱钩。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的无线电旁，等待肖斯塔科维奇先知般的《第七交响曲》、沃恩·威廉斯的《第五交响曲》、西贝柳斯预告已久却从未问世的《第八交响曲》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第十五号交响曲》，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中，留下了一些几乎是空白的页面，仿佛那些音符只是从筛子里漏了出来。还未到七十岁的肖斯塔科维奇，已经精疲力竭，带着交响乐的圣典走进了坟墓。
随后发生的是一场骚动。1979年，记者所罗门·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v）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据称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古斯塔夫·马勒所发明的音乐中的模棱两可，被肖斯塔科维奇重塑为政治评论。
所罗门·沃尔科夫《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25周年纪念版封面
沃尔科夫所描述的这位作曲家，即使不是字字句句如实，也得到了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背书。作曲家的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于1981年流亡西方，他证实他的父亲将交响曲作为历史的见证。
事情然后就发展得愈发丑陋。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这位气势汹汹的美国学者要求沃尔科夫交出手稿中写着“DSCH”的几页，这个缩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签名。这简直是荒谬的。我称塔鲁斯金为大卫·艾文（David Irving）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拒绝相信希特勒发起了犹太人大屠杀，除非有一份由希特勒本人签署的命令放到他眼前。塔鲁斯金和他的追随者控制了各家大学出版社，而沃尔科夫则赢得了媒体辩论，并得到了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鲁道夫·巴尔沙伊、基里尔·康德拉辛和其他流亡者的支持。
第三条道路出现在音乐厅。作为最早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人，来自列宁格勒的指挥家叶夫根尼·穆拉文斯基和库特·桑德林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线。桑德林曾对西方乐团透露，《第八交响曲》中的长号独奏刻画了一位因公出国的傲慢高官；短笛则描绘了一位与女友共度周末假期的年轻军官。旁听桑德林的排练，使我理解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就像是查尔斯·狄更斯充满讽刺情节的小说，可谓苏联风格的《博兹札记》。
还有其他人，比如荷兰指挥家伯纳德·海汀克，以纯粹的音乐手法接近肖斯塔科维奇，不添加任何背景。海廷克在BBC逍遥音乐节上对肖氏《第四交响曲》的宏大演绎既让人感到救赎，又令人不安，表明音乐可以意味着任何你想要的事物，也可以什么都不是。肖斯塔科维奇引发的分裂混淆了公众对交响曲应有的理解。它是一种抽象的建构、一种密码交流，还是一种文化义务？由此而来的是困惑。
交响曲的本初是为了让人们从日常现实中解脱出来。约瑟夫·海顿写下了舞蹈动作，莫扎特加入了多元调性，贝多芬几近成神，勃拉姆斯提供慰藉，柴可夫斯基寻求宣泄，布鲁克纳坚信神灵，马勒自我分析，西贝柳斯冷酷明晰。他们的不朽成就将一直被世人珍视，只要社会愿意付钱雇用五十到一百五十名乐手来演奏它们。
但社会逐步加速，越来越少的听众愿意等待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只为聆听一部作品的再度演绎，而且不知是否符合他们各自的品味与需求。肖斯塔科维奇之后的交响曲在看不到出路的雷区泥足深陷。但是没有交响曲，音乐会难以成功。音乐会是一份定价包含交响曲作为主菜的套餐。没有交响曲，餐厅就得关门。更新菜式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需求。
管弦乐团要想生存，就必须用未曾被光环笼罩的现代作品来刷新观众的味觉——例如亨策（Hans Werner Henze）的《第七交响曲》、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第八交响曲》、马克斯韦·戴维斯（Maxwell Davies）的《第九交响曲》、劳塔瓦拉（Einojuhani Rautavaara）的《第八交响曲》、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的最后三部交响曲——来吸引新一代人。有进取心的歌剧院已经在与新作家合作，音乐厅也需要这么做，去委约年轻的交响乐作曲家。交响乐可能已经消亡，但尚未到无法复活的地步。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份宣言，宣告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信念，从而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没有新的交响曲，管弦乐团就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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